贝小戎

我大学时学的是哲学，曾听老师们感叹，报考哲学系的人太少了不好，哲学太热了也不好，大概是觉得如果想读哲学的人多，说明大家困惑太多，都想从哲学中寻找答案，而这可能是对哲学的一种误解——好的哲学非但不能让人茅塞顿开，还会让人越读越困惑，哲学家之间也相互矛盾。

这两年感觉哲学又热了起来，乔丹·彼得森的演说收获了许多粉丝，韩炳哲的书让人觉得字字切中肯綮，读来酣畅淋漓；哲学普及读物层出不穷，如《简单的哲学》《哲学小史》《休谟的日常生活哲学》《王阳明传》；还有的书教人们如何“清醒”，如何过上“自在人生”，成为“良好生活操作指南”。

上一次哲学热倒也不是很遥远，2009年，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因为教授公正课而走红。再往前当数罗素、萨特、福柯、安·兰德了。他们的影响当然不仅是因为哲学，罗素出身名门，不停发表对婚姻和战争等社会问题的看法；萨特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讲座和葬礼人山人海。

普通人也难免会想到哲学问题。法国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说：“哲学的首要问题是应该如何生活，一旦我们尝试以智慧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在进行哲学思考了。当我们（以一种既理性又激进的方式）提出关于世界、人性、幸福、公正、自由、死亡、知识的疑问时，无论多少，无论好坏，我们都已经在进行哲学思考了……谁能放弃提问？人类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动物：为了放弃哲学，他必须放弃一部分作为人类的自己。”

中国的哲学一直跟生活息息相关。儒家说“道不远人”，禅宗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胡司德在《中国思想》一书中说：“中国的思想主要以人为中心，以实践为导向。中国最聪明的头脑所思考的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应当如何组织社会，以及如何让那些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及我们需要对其负责的人获得幸福。”

西方哲学从康德开始学院化。英国哲学家爱德华·克雷格在《哲学的思与惑》中说：“近来关于哲学有些奇怪的事发生。一方面，哲学的范围变得太广，以至于趋向无意义。大部分商业机构都宣称拥有自己的哲学——实际上就是通常所指的企业政策。另一方面，哲学的范围变得过窄，大学里的学科划分更加细致，大学里的哲学系大部分都很小，因此精通的领域也很窄，往往集中于当时流行（有时也是局部）的学术范式。”哲学思考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事业，“哲学无处不在，哲学就在我们身边，许多哲学思想是为了提供一种救赎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希望西方哲学回归作为生活方式的传统：“苏格拉底可以安然地适应战争与和平、富饶与饥荒、迷醉与游戏，他过着简单的日常生活，他赋予这种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瞬间无限的价值。从蒙田到现在，许多现代哲学家已经不把哲学看成一种单纯的理论论辩，而是看作一种实践、一种苦修、一种自我的转变……像一个哲人那样生活，也意味着用一种严格的技术方式来反思、推理和概念化——或者，正如康德习惯说的那样，‘为了自己而思考。哲学生活是一种永不终结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