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岁月
陈虹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期待答案吗？你要不期待，就别问了。”
我不做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是情绪影响了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如此。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边深呼吸，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道，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
很多年后，我看到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4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口音，偶尔说粗话，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74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烂的死尸，对认为她只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那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到底是什么。
每天给各个部门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板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时他负责拍摄，冲我默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在演播室录制，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的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摄像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虹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虹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袋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停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已经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西瓜与糖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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