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首相”特雷莎·梅
作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二位女首相，特雷莎·梅自上任第一天起就被拿来与首位女首相、同为保守党政治家的撒切尔夫人相比较。不少媒体称她是英国政坛第二位“铁娘子”。而特雷莎·梅在许多方面确实与撒切尔夫人非常相似，比如，非贵族出身。
特雷莎不属于“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人。她的曾祖父是一名管家，祖母是女仆。按照英国的传统观念，特雷莎的出身是典型的“楼梯下阶级”（旧时英国贵族将家仆房间安排在地下室）。直到父亲这一代才算勉强跟上流社会沾上边——她的父亲是一名圣公会的牧师。不幸的是，1981年的一场车祸使特雷莎失去了父亲，不久母亲也去世了。
特雷莎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颇为曲折。她曾在一所公立小学读书，接着又进入修道院女子学校和牛津大学附近的一所公立中学学习，后来才进入精英辈出的牛津大学修读地理。特雷莎在大学时期积极投身学生工作，参加各种社团并主持辩论会。牛津大学的辩论会被认为是英国未来政客的孵化地，这为特雷莎之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雷莎的命运显然是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改变的。她的职业生涯始于英格兰银行，6年后，她进入英国支付清算服务协会，并成为欧洲事务部的负责人。1986年，特雷莎当选为伦敦市议员，从此步入政坛。
与当年丹尼斯·撒切尔在其妻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全程陪伴左右一样，菲利普·梅在特雷莎·梅投身政坛，尤其在英国公投期间也给予妻子坚定的支持。菲利普·梅在事业上与妻子相比毫不逊色。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在金融领域非常成功，先后担任英国顶尖股票经纪商De Zoete & Bevan的基金经理、保险业巨头英国保诚集团的投资组合经理，以及英国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的证券投资经理。现在他是一家市值1.4万亿美元的基金公司的高管。虽然菲利普的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的经历曾使他被认为是未来的政坛之星，但在特雷莎从政后，他却甘为女强人背后的男人。更为难得的是，唐宁街10号的这对新主人看上去“亲密无间、志同道合”。
政坛的时尚偶像
作为一名女性领导人，特雷莎·梅自从走入公众视线，除出身和政治主张外，其穿着打扮也持续不断地为人们津津乐道。特雷莎·梅多变的穿衣搭配频繁地被时尚杂志、时尚网站和时尚博主们截图品评，还有专门关注其出席会议和各种官方场合衣着搭配的博客，尤其是款式多变、从来不重样的高跟鞋，更是成为这位新晋英国女首相的标志。也难怪英国媒体在其坐上首相宝座之前就曾调侃道：保守党每次召开年会，狗仔队更喜欢关注特雷莎·梅女士的腰部以下。
她的穿衣风格多变，注重颜色、配饰、手包、鞋的搭配，品位不凡。这一点让人极容易联想到英国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女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不同于其他女政客多以朴素干练的深色基调为主，特雷莎·梅偏爱大红、宝石蓝、玫瑰紫、橘黄等鲜艳浓郁的颜色，并能很好地驾驭这些色彩，与其热情、张扬、犀利的政坛形象吻合。她曾穿着亮皮过膝高靴搭配红色十字花大衣和红色长手套，以屈膝礼面见女王，也曾穿着一袭宝石蓝刺绣改良唐装，搭配同色刺绣长丝巾参加亚洲商务活动，当然最著名的还要数她在2002年保守党会议上穿的豹纹高跟鞋。2016年7月13日她又踩着另一双豹纹高跟鞋，搭配优雅黑黄拼接大衣，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府，引得媒体纷纷以《豹纹高跟鞋将统治英国》的标题来报道她的上任。
“脱欧”后的接盘手
2016年7月13日，卡梅伦正式卸任英国首相。由于之前的6月24日刚刚宣布“脱欧”的公投结果，“旧人”走得颇为黯然，“新人”来得稍显仓促。迫在眉睫却看起来“漫长无边”的“脱欧”谈判和如何选择阁僚来搞定“脱欧”后英国的各种“不适”，成为特雷莎·梅上任后的首要任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但特雷莎·梅宣告：“‘脱欧’就是‘脱欧’，我们将使之成功。”的确，在“脱欧”问题上，英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特雷莎·梅是个工作狂，在其任内政大臣时就以圣诞夜回邮件著称。她曾说过：“我不是个爱作秀的政客。我不光顾电视演播室，我不在午饭时讲八卦，我不会在议会酒吧来一杯，我不是那种善于表露感情的人，我只是把摆在我面前的工作做好。”在“脱欧”公投引发政治和经济动荡的背景下，特雷莎·梅以“强有力的领导”表态，并承诺将“弥合这个国家的隔阂”，这使她获得了一半议会同僚的支持。特雷莎·梅的竞选对手、能源部次官安德莉亚·丽德森在退出竞选时曾表示：“目前的英国需要一个强有力并且稳定的政府，我由衷地认为特雷莎·梅是英国首相的最佳人选。”
特雷莎12岁时就树立了成为英国首相的远大目标，并为此坚定信念;她在“影子内阁”出任教育大臣、运输大臣、文化大臣、就业与养老金大臣等职位时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她在竞选过程中所展现的稳定果敢和雷厉风行……这些让英国民众对新政府充满期待。
特雷莎·梅在首个首相谈话中称，“将以谦卑的姿态面对未来，努力团结全体国民，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英国”。但是，在英国“脱欧”后，以特雷莎·梅为首的新政府如何接下这个“烂摊子”并收拾好，并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以参考。
留学生及移民政策
在特雷莎·梅担任英国内政大臣的6年中，她在海外留学生的政策方面可谓是步步紧逼。她掌管内政部的2010年11月，内政部拟取消留学生和短期工作者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政策，并计划大幅削减就读低于学位课程（指小学初高中等基础教育课程、职业教育和一些不授予学位的培训类课程）的国际学生指标;2012年4月取消了一直作为英国留学最大吸引点之一的PSW签证（Post Study Worker，即留学生毕业取得学位后可无条件获得1～2年不等的工作签证），仅2012年当年就有超过9万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影响，刚毕业就无奈地打道回府。2014年以后，特雷莎·梅领导的内政部将紧缩政策扩展到移民取得身份的几乎所有途径。提升企业家签证的难度，将投资移民的门槛翻倍（从先前的100万英镑骤提至200万英镑）。2016年的前3个月更是连续出台了“提高家庭配偶签证语言要求”“拟取消投资移民签证”和“将学生签证政策进一步收紧”三项政策，使目前在英留学的学生处境艰难。
与留学紧缩政策同时出台的，还有“限制欧盟国家公民自由进入英国”的政策倾向，这一点在其后英国公投取得“脱欧”结果后更加顺理成章。此前，欧盟国家的公民在英国几乎享受同英国人一样的“自由出入、自由工作”的待遇。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欧盟国家向英国输出了大量的劳动力，给英国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至此，可以说中国留学生在就业问题上终于与欧盟人站在了公平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
（赵 立摘自《小康》2016年12月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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