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出来的孩子
那是1982年的7月，母亲在小镇的卫生院上班，离预产期尚有三周。外公外婆早早预订了上海“一妇婴”的产房。那天，父亲的朋友送来一串“六月黄”。母亲禁不住嘴馋，多吃了几口，当晚腹部剧疼，上吐下泻。妇产科的刘阿姨说，赶紧剖吧，保住孩子要紧。一柄薄薄的柳叶刀划开了我的世界。
小镇毗邻上海，1980年后，许多回不了城的上海知青在小镇安了家。他们大多是教师和医生，清贫，有点小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后来，又有几家内迁的工厂陆续搬到小镇，技术人员也多是上海人。
和上海人一道来的，还有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钻石牌手表，还有雪花膏、高领绒线衫、大白兔奶糖、回力运动鞋……加起来，几乎就是那个年代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羡慕之余，小镇的居民对这帮上海人不免有几分讨厌，觉得他们高傲、精明、死要面子。
像一条河汇入另一条河，时间久了，彼此也就交上了朋友。小镇人几乎都会讲几句上海话，上海人看见谁家的小姑娘穿新衣服，也会说：“好看忒好看忒。”前一个“忒”升调，后一个“忒”降调，很有味道。
琴芳的阿哥讨了个上海娘子，琴芳吵着要去上海玩。国庆节她终于去了一次，却几乎是逃回来的。阿哥、阿嫂带她逛了南京路，看了外滩，在城隍庙吃了南翔小笼。晚上回到住处，琴芳吓了一跳。十平方米不到的一个亭子间，睡了三家人——阿哥的岳父、岳母，阿哥、阿嫂，还有阿嫂刚娶媳妇的弟弟。两条帘子，隔开三户人家。琴芳和阿嫂睡沙发，阿哥打地铺。半夜，琴芳尿急，又不想跑出去上公共厕所。阿嫂说，床底下有痰盂。夜深人静之时，尿滋在痰盂内壁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让没嫁人的琴芳面红耳赤。
不是所有上海知青的子女都叫知青子女。只有那些回不去上海的上海知青，他们的孩子才叫知青子女。
父母一心盼望我们“回去”，最好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他们在教育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搞来上海的教材，请上海的老师补课，每天晚上收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闻，时刻关注着上海中考和高考的政策。只有知青子女会学油画，学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启蒙老师通常是父母或邻居；只有知青子女会提前学英语，听“新概念”或“许国璋”，为了跟上上海学校的进度；只有知青子女会因为成绩不好“吃生活”（方言，指被打），而所谓的成绩不好，大概就是跌出全班前三名。我很羡慕那些本地同学，他们看起来无忧无虑，什么也不用学，考试不及格也无所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后，他们说：“我们才羡慕你们呢，我们回家要生煤炉烧夜饭，要割草喂猪，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还有，你们经常能去上海，我们可想去了，爹妈说，没钱去个屁咧。”
我家隔壁住着放射科的王医生，他儿子大我两岁，我叫他小哥哥。王医生会拉小提琴，小哥哥自然也从小练琴。每次我路过他家门前，总听见咿咿呀呀的琴声，偶尔还有王医生的怒斥声。跟小哥哥相比，我是幸福的。母亲本想送我到上海学钢琴，每周六下午出发，颠簸四五个小时到上海外婆家，周日上午去老师家里学琴，下午再颠簸四五个小时回小镇。无奈我身体太差，学了两三次就大病一场，学琴的计划只得无限期搁浅。
小哥哥中考考上了普陀区的区重点，迁户口时遇到麻烦。上海的亲戚们不愿让小哥哥落户，纷纷说家里房子太小，住不下。王医生勃然大怒，跟亲戚们决裂。小哥哥痛哭一场，无奈放弃入学资格。王医生托了关系，安排他在小镇的高中就读。那几年，说起这件事，王医生咬牙切齿：“等着吧，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
我不知道小哥哥是不是金子，我只看见他日复一日地沉默。有时半夜醒来，我看见他书房的灯还亮着。远远看去，像一颗孤单的星，升起在小镇寂寥的夜里。
知青子女陆续回到上海，过程并不轻松：户口、住房、学习方式都成了问题，土气的穿着、偶尔暴露的外地口音也成为他们被嘲笑的理由。在外地，他们是上海小孩；回到上海，又被当成外地小孩。有一次，一个“外地小孩”和几个上海同学发生争执，情急之下，他骂出一句“外地话”。那几个本地同学顿时笑作一团。他们捂着肚子，做出夸张的反应。战斗到此宣告结束。那个“外地小孩”涨红了脸，极力地辩解什么。最后他放弃了，颓然坐下，听凭笑骂——“巴子”“阿乡”“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需要一些时间和勇气才能承认，那个落败的“外地小孩”就是我。
知青子女普遍早熟、敏感，很多人长成一副少年老成、心事重重的樣子。他们大多成绩不错，数理化尤其好，毕业后工作也卖力。大概跟长年憋着一口气有关。
他们有两个故乡，或者说，没有故乡。和初来大城市的外地青年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本该属于这里，藕断丝连，又阴差阳错。这种若即若离、爱恨交加的情感，是知青子女的乡愁。
小哥哥后来考取重点大学，王医生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毕业后，小哥哥远走美国。多年后他出差回国，抽空见了我一面。三两杯红酒下肚，我问：“他乡生活习惯吗？”小哥哥苦笑一声。我懂他的意思。如果说父辈曾被连根拔起，我们则生来就没有根，走到哪里，都是异乡人。
如今，没人再提什么“知青子女”了。时代造就了这个名词，随即它被迅速地遗忘。
2009年我结婚，父母执意要求我回小镇办一场婚礼，虽然他们已经回上海居住多时。毕竟，小镇有他们的朋友，也留下了他们的青春。
那天来了许多人。婚礼很简单，没有司仪，没有抽奖，也没有歌舞，父亲上台说了几句话，大家就开吃，然后新郎、新娘挨桌敬酒。菜是实在的，酒是醉人的。叔叔伯伯们感慨着，怎样看着我一点点长大，看我离开小镇，现在又回来。他们干掉杯中酒，称赞起新娘子，说：“好看忒好看忒。”
（彭慧慧摘自《文汇报》2017年2月5日，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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