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阴沉，隐隐约约的麻将声。
虹口景云里17号，朝南又兼朝东的砖木结构房屋。鲁迅眉头紧锁，时而站在窗前朝外眺望，时而来回地踱步。在他身后的书桌上，摊着稿纸和笔墨。
1927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从厦门来到上海，住进了景云里23号。1928年9月9日，他搬入18号三弟周建人家中。腾出来的23号房子让给了柔石等年轻人居住，并让他们在自己的家中搭伙用膳。1929年2月21日，隔壁17号的住户搬走，他马上接手顶下，搬了进去。兄弟两人贴隔壁住着，为方便两家往来和照应，他们打通了隔墙，设了一扇木门，只从18号后门进出。
远离是非之地，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还有了爱情的结晶——海婴；三弟和文坛的朋友茅盾叶圣陶等人近在咫尺；与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朝夕相处；半里地外的内山书店里，每每觅得中外新旧版本的书籍……如此境遇，真可谓人生不无所求了。筹谋已久的长篇小说和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计划，时时浮现在鲁迅的脑海里。
可是，写杂文、讲稿，校对书稿，会见朋友，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计划中的大工程迟迟无法开工，先生心烦意乱。心烦归心烦，手头的事情还得赶紧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即，他要准备讲稿提纲，把一些问题梳理清楚。他轻轻咳嗽了几声，回到桌前，再次提起毛笔，落在稿纸上的笔尖已经干枯。他握笔伸向砚台。
台灯下，许广平悄然出现，一边帮他研墨，一边低声说：先生，早点休息吧。
先生抬头看看她，摇摇头苦笑说：白天弄堂里一刻不歇地响着叫卖声，偶尔清静一忽，拔地又起一声吆喝，刚聚起的精神又散了，文章怎么写得下去。这两天又来了化缘的和尚，敲着铙钵，乒乒乓乓响过去，让人不得安生。只有晚上还清静一点，可是，你听听，这没完没了的麻将声响……
许广平双手安抚着先生的肩膀，没有说话。
她不知道该怎么劝解先生。就在这个月（1930年2月）的13日，鲁迅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在汉口路江西路附近的圣公会教堂举行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签署了以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为宗旨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此后，就有消息传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鲁迅参加该组织为借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就等待一纸批文了。
先生随时有可能被缉捕，住在这里已经不再安全。这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
1930年3月2日下午，鲁迅走出家门，一袭长衫包裹着瘦弱的身体。他在柔石等人的陪同下，从景云里走出来，左拐，再走几十步，进入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二号）。这栋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城市住宅风貌的建筑，此时是中华艺术大学的所在地。一所教室里，50多位作家济济一堂，举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演。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先生浓重的绍兴口音在会场回响。
会场上鸦雀无声。先生对“革命作家”的忠告，表达了自己对这支队伍的担忧，使在场的人陷入深思。
傍晚，鲁迅在柔石等年轻人的簇拥下走出会场。出了学校大门，他无意间扫视周围，发现窦乐安路上游荡着几张陌生面孔。那些人的眼神正紧紧地盯着出来的人群。
他疑惑地问柔石：他们是学校的学生吗？
柔石警惕地说：不像，我们快走吧。
鲁迅联想到自己被缉捕的传闻，马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人在“关注”他们。
回到家中，许广平抱着海婴迎上前来。
鲁迅亲亲海婴肉嘟嘟的小手，对许广平说：我们被人盯上了，看来又要搬家了。
许广平忧虑地说：一时三刻，上哪儿去找住的地方？
鲁迅沉吟再三：前几天，我曾经跟内山说起过这件事，他说特务一般不会到外国人家里抓人，可以去他那里暂住几天。这期间里，我抓紧找房子。
两年前，鲁迅刚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上散步，行至魏盛里（今四川北路1881弄），看到弄内有一家书店，陈列的大多是日文书籍。这让曾在日本留学的他感到意外的惊喜，与店老板内山完造交谈后，两人颇为投缘。入住景云里后，他隔三岔五的去书店，购书或者会友。时间一长，鲁迅与内山结为知交，除了经常请他代为购置书籍，还托他收转信件，代售自己或友人所写的被禁著译。空闲的时候，两人一起在店里坐着喝茶聊天。1929年，内山书店扩容，迁到了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装修一新的两开间门面，紧临街面。
3月19日，鲁迅住进了内山书店。内山腾出了堆放书籍的假三层楼，作为鲁迅避难暂居的处所。房间朝南有一排窗，正对着车来人往的北四川路，朝北是两扇矮窗。小方格子的窗棂，与房间的落地拉门相对应，都是日本式的。推开北窗，后面是一排日式的新式里弄房子，家家天井里种着高高的杉树，宁静安谧。注视眼前的景象，鲁迅有一种好像来到了异国他乡的虚幻感觉。
然而，幻觉并不能替代严酷的现实。
次日（20日）晚上，鲁迅在新亚饭店与魏金枝、柔石和冯雪峰夫妇吃过晚饭，和朋友们沿北四川路一路步行回内山书店。离他们身后十几步远，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人尾随着。鲁迅发现后，下意识地停住脚步。没想到，那三个人也停了下来，目光装模作样地转向路边的商店橱窗。鲁迅复又前行，那三个人又跟了上来。走走停停，双方一直保持着十几步的距离。在朦胧的路灯光下，鲁迅认出来了，其中一个正是那天在窦乐安路上见过的陌生人。他意识到，这伙人一直在跟踪他。
他想，景云里再也回不去了，当务之急是赶快寻找一个新的安身之地。
3
接下来的日子里，看屋成了鲁迅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23日这一天里，他先是在柔石和三弟的陪同下，在书店附近找房子；晚上，又在柔石的陪同下，前往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看房子。两处房子的环境还不如景云里，他失望而归。
27日，天上下着雨。上午鲁迅和许广平带着刚满六个月的海婴，前往福井写真馆照相。照相师按下快门的瞬间，鲁迅扭头去看海婴，似乎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合家欢的相片上，只留下了他的侧面，却记下了他对儿子深沉的父爱。与母子俩分手，鲁迅回到书店，有人告诉他儿岛洋行那边有空屋出租。他独自一人急急赶去，没想到这个消息却是讹传。
随后三天里，鲁迅在柔石的陪同下，在北四川路、蓬莱路、海宁路看了几处房子，都不甚理想。
许广平来书店探望先生，问起看房的事。
先生摇摇头：看了不少房子，大同小异，没有趁心的。再找找吧。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内山匆匆地爬上假三层楼，还没有坐稳，就开口说：有一处公寓房子，原来的住户想让渡出去，就在书店的斜对面，先生是否愿意去看一下。
鲁迅马上想到了：书店斜对面，是不是拉摩斯公寓？
内山说：正是。楼里住的都是外国侨民，不知你愿意吗？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用我的名义去登记租房。
鲁迅说：好，去看看再说。
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79——2099号）位于窦乐安路北口，鲁迅从景云里步行到内山书店，途中都要经过这幢坐南朝北的钢筋混凝土四层楼房。从外表看，带券饰的门洞，楼上挑出的阳台，花式铸铁的栏杆，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侨民聚集的地方，当局的干扰也少，有一定的安全性。
看房的过程很顺利，到了4月9日，事情就定了下来。顶费（让渡金）是500大洋，鲁迅先付了200给原住户作为定金。
4
1930年5月12日，鲁迅悄悄离开居住了两年多的景云里，带着对这条弄堂所有美好和烦恼的记忆，举家迁往了拉摩斯公寓，住进了三楼四室。
如果将景云里比喻成菜市场的一个摊位，那么建于1928年的拉摩斯公寓更像是高档饭店的一个包厢。进门以后，登上螺旋向上的楼梯，手把着栏杆步上去，每一层转角处的立柱上都雕着精致的图纹。三楼四室，门窗关上以后，平日市井的喧嚣也随之隔绝，偶尔可以听到有轨电车驶过时叮叮当当的铃声。
鲁迅想，总算可以安下心来，专心写作。
许广平还在向外挑出的阳台上，种上了盆景。花草在春天长得飞快，到了八月盛夏，阳台上葳蕤一片，极目望去，天空和花草构成了一幅静谧的风景画。先生写作之余，抬头远眺，疲惫的身心略感舒展。可惜的是，8月23日晚间，狂风大作，呼啸而过，将一盆麦冬门吹到了楼下，虽然没有伤及路人，但阳台上的花草还是被女主人向内收缩了规模。
“灾难”还刚刚开了个头。两天后台风的主力来袭，25日那一天，上午大风骤起，中午大雨随之而来，天地被笼罩在澎湃的水气中，一片昏暗。这场雨下到晚上也没有停。
鲁迅取消了当天的活动，难得清闲，安坐家中，在灯下写作。他的精力为“左联”的工作所牵制，又要抵御来自朋友和敌人两方面的攻击，加之病魔的袭击，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和文学史的写作变得遥遥无期。
一旦投入写作，风声雨声在他的脑海里远去……
许广平的惊呼声在先生的耳边响起：水，房子漏水了。
先生这才发现，雨水从阳台的窗缝间渗透进来，地板上湿了一大片。许广平的眼光盯着天花板和墙角的接缝处，那里有水渗出来，已经汇成了一股涓涓细流。
他们正要拿布去挡水，电灯倏然灭了，屋内一片漆黑，只有窗外的闪电时不时地亮起。两人无助地站在黑暗里，久久的，不知做什么好。
黑暗中，鲁迅想起住在景云里的那些朋友。他们现在如何了？
鲁迅的思念和预感不无道理。
半年后的1931年1月17日，住在景云里23号的柔石，和其他四人在汉口路666号的东方旅社，被租界捕探与上海警察合组的行动队抓捕。19日被英租界当局引渡至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消息传来，20日下午，鲁迅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全家避居黄陆路（今黄渡路）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公寓”，并着手营救柔石，但未能见效。
2月7日，柔石遇害。
这件事在鲁迅心里久久不能释怀。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处处留下了他和柔石交往的印迹。这段时期，柔石不但是先生的同路人，还是他对外交往的助手和“保镖”。
两年后，1933年2月7日，为了让世人记住柔石，鲁迅在拉摩斯公寓内写下了著名的悼亡散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这一年的4月11日，鲁迅离开了屡受日军惊扰的拉摩斯公寓，举家迁居至落成于1931年的大陆新村9号（原施高塔路130号，现山阴路132弄9号），步入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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