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着牦牛粪炉子等饭吃的时候，端饭的女孩子手里端着饭碗，眼睛却瞅着比碗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电视机。催得急了，快走几步，端一碗递过来;不催不问，便双手端碗，取暖一般，偏着头喜滋滋，乐呵呵的。有人说，怎么连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咋做生意的？立即遭到一位资深旅人的反驳：在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洪荒之地，有碗热乎的面条吃就不错了，人家这是积德行善;别用内地人的观念要求藏族人，况且她根本听不懂汉话。
我便多看了女孩子几眼，对她充满了羡慕和喜爱。藏族人原来是这个样子呀，皮肤黢黑，脸庞黑中透红，从容自在，祥和欢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样子。而我们的脸上，除了焦虑、欲望和失落，就是得意、狂妄和傲慢。
2006年7月，我从成都出发，过了雅安才知道从成都到拉萨2000多公里，不出意外的话需要六七天时间。当时我身穿一套单薄的便装，包里只装了两件内衣。每天晚上停车后，我最先背上轻便的小包，双手插在裤兜里，瞪大眼睛看同行者从车上卸下大包小包，汽车尾气直冲小腿肚子。终于有人发出惊叹：“你怎么连一件装备都没有呢？这个样子也敢走川藏线，简直是天方夜谭嘛。”
就是这一次，我不但到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沿途还写了专栏稿发回内地。每天傍晚找好住处以后，“驴友”们还在吃晚饭，我就独自走街串巷，四处打听网吧在哪里。理塘在地图上有另一个名字叫高城。从理塘的网吧出来，天空飘着雪花，我请网管送我。小伙子把伞举过我头顶，自己则远远地侧着身子。快到旅馆门口，他直奔过去，“哐哐”踢那卷闸门。余音缭绕中，小伙子已经消失在无尽的风雪夜。
在巴塘的网吧里写完稿子出来，大约凌晨3点。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幽静神秘。一袭绛色袈裟走在不远处，我顿时平静下来，惶恐与惧怕烟消云散。我走在后面，他走在前面，整个世界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人，百灵鸟不鸣，杜鹃花不艳。忽然，我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黄昏去会情人，黎明大雪飞扬，莫说瞒与不瞒，脚印已留雪上。噢，他不会是仓央嘉措吧？
在横断山脉深处的左贡县城，我花一个小时就写完了稿子，但发送一个多小时还是发不出去。深夜的网吧热闹非凡，打游戏的，骂架的，唱歌的，喝酒的，唾沫星子在头顶飞来飞去，藏刀在眼前晃来晃去。我问网管有网速快点的地方吗。答曰，有的，在地区。地区在哪里？地区在昌都。多远？不远，开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
当时我哈哈大笑，四五个小时还不算远，这是什么鬼地方呀。
在拉萨街头，晚上10点多还有兜售皮带、帽子的吆喝声，长长的竿子上挑着一只昏暗的灯泡，火锅热汽升腾。这个场景令我无法挪步，几年前的此时此地，街头一片宁静，亮光皆来自月亮和星星。
青藏铁路为西藏带来的变化竟如此巨大。
然后，一路西行到了阿里，翻越喜馬拉雅山脉，走过千里羌塘无人区，愈加觉得那次大笑是多么浅薄。辽阔无垠的藏北大地，几乎只有三种颜色，连片的褐色裸石，白雪皑皑的山巅阴坡，河流湖泊岸边的苍茫牧草。同样是草，内地的草娇嫩水灵，与传说和神话有着不解之缘。藏北的牧草却沧桑凛冽，刚冒芽就像肩负沉重使命的中年男女一般。即便是这种牧草，也不是随处可见。车行数日，就没有见过一株高过脚踝的牧草，更见不到树木。一天又一天，见不到一顶帐篷，偶尔邂逅一个牧羊女，兴奋得互相招手，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汽车一会儿断了钢板，一会儿陷进冰河，一会儿又遇见狼群。终于到了县城，所有人买水度日。整个县城没有一辆出租车，只有到靠近那曲的县城，才有几辆出租车。每见到新绿色的出租车，我们就亢奋得大呼小叫。
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为什么还生活着众多藏族百姓和外来者呢？
一位教育工作者指着惟余莽莽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的地方还属于争议区，边境上如果没有边民居住，多年以后这地方可能就是别国的领土了。
我暗自思忖，这里长冬无夏，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连一棵树、一株草都不长，人怎么生存呀？这些边民牺牲太大了，祖祖辈辈与狂风和雪山为伴，孤寂一生，穷困终老。
脑海中，第一次冒出“边疆”这个词。边疆，原来不仅仅是名词，更是真真切切的动词。一生一世，从出生到老去，当地人，边防军人，援藏者，千千万万的人流水般来到边疆，来到西藏，目的只有一个，稳定边疆，建设边疆。边疆稳定了，内地才会繁荣富庶，长治久安。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座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棵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仅有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它们。
我问县长现在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上海的生活。年轻时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发现他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和朋友全在西藏，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有一次，我请一位当地官员帮忙寻找从阿里到拉萨的长途汽车。他是一位“藏二代”，父辈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较早一批援藏者。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曾经有一位知识青年，从内地千里迢迢来到西藏，有关部门希望他留在拉萨工作，所有部门任由他挑。可他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就把他分配到藏北的一个县当老师。校园里第一次响起了二胡和笛子声，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热闹。两个月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向。有人到内地打探过，一点消息都没有，就像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西藏。
记得非常清楚，听完这个故事，我俩相对而立，哈哈大笑。高原的阳光照在脸上，刺得两只眼睛不能同时睁开。
在西藏自治区驻内地的一家干休所，我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西藏”。他面容慈祥，靠滑轮支架行走，汉语听力和口语都不错。我把自己的作品《阿里阿里》双手递到他手里，他摸着这四个大字，嘴角抽动，眼睛亮了一下。我说，中央医生，我来看你了。他望着我，看了许久，脸上忽地腾起笑容。
那一刻，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故事和传说。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新中国成立不久，随一支中央医疗小分队从北京到阿里。原本援藏时间为一年，但由于工作需要，往后的几十年都在西藏度过。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他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他终身未娶，却抚养了多名孤儿。
十多年间，我数次进藏，经历、见识了许多。一个黄昏，我在狮泉河镇街头拦车，想去泥石流灾害的现场探访。一辆私家车应声而停，问我是不是陕西来的作家，我反问他怎么知道的。对方说，阿里这地方平时很少来陌生人，好不容易来了个女人，还是内地女人，不出三天全城人都知道了。我说自己的确才来了三天。
由于西藏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通常有四五百公里，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动辄上百公里，翻雪山、趟冰河是常事，大多还没有通班车，加之物价昂贵，食宿困难，经常得求助各方面的人。一次，我被安排到一家能洗热水澡的旅馆住宿，尽管洗澡水滴滴答答地连不成线，我依然感激不尽。刚住下就被请去吃饭，亢奋激动地吃过饭，有人对我拉拉扯扯，说要送我。我举起手机求助熟人，对方夺过我的手机摔到地上，机身和电池分离。次日清晨，还处在高原反应期，服务员打来电话，让我马上退房，立即走人。
我带上所有行李，站在街道上，身旁就是万岁山。仰望嶙峋的山峦，那儿是寸草不生的烈士陵园，陵园里不仅埋着解放阿里的烈士遗骨，还有孔繁森的衣冠冢。一只雄鹰从狮泉河以南飞向昆仑山方向。那一刻，我“哇”地哭出了声。哭了几声强行止住——在这空气稀薄的万里碧空之下，号啕大哭是件极为奢侈的事，一口气上不来倒地身亡是常有的事。
第一次讨饭，实在有些难为情。那是从神山冈仁波齐下来，我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叫，全身上下除了一根登山杖、一个空空如也的背包，连一个雪团都没有。正在我发愁怎样才能填饱肚子，以走完后面的几十里土路时，发现几个藏族人正围在荒滩上吃肉干喝酥油茶。迟疑了一会儿，我还是走了过去，连比带画，问能否买一点食物。有人聽懂了我的汉话，把一条风干的生羊腿递给我，还摇摆着手，意思是送给我的。我抱着讨来的生羊腿，面对高高的冈仁波齐雪峰，嚼得有滋有味。
往后，无论在寺庙还是村庄，藏西还是藏东，经常能讨到饭吃。一位藏学专家对我说，在藏族人的理念中，乞讨与布施对等，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年后，这位藏学专家在欧洲讲学的时候去世，他只比我年长几岁。
非常感念有机会接触公益慈善领域，特别是西藏公益慈善。我随志愿者一起四处走访，过县进村，救助大病儿童，将他们送进拉萨医院，送上前往内地的火车和飞机。回到内地，我把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讲给众人，尽微薄之力宣传西藏，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支持。有人因此走上援藏和支教之路，捐款捐物属于常事。有次我在西安做讲座，一位老师当着听众说，几年前，杜文娟脸上布满惆怅嫉恨，现在满脸都是温和友善。
这位老师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西藏的确赐予我宽容和悲悯，这种变化以经历死亡和无常为代价。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后记，原载《红豆》2017年第5期，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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