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铮是在北京去世的，但他调到北京的时间特别短。我当时想，西安一直是成文人而不养文人的地方，许多人到北京都成了气候，金铮却宜于在西安。他是豪爽之人，喜欢自在。北京宦途深如海，他一生最大的失策是不该由边缘移向中心。
我认识金铮的时候，是在一次会上。那天，我和路遥在一起，我穿了一件大红T恤衫，路遥穿了一件深黑T恤衫，金铮则一头如雪的白发。我们三个人都跑到会场外吸烟，金铮就左右搂了我们说：“颜色多好！”要摄影师给我们拍照留念。现在，这张照片我仍然保留着，每每看到三人中二人已逝，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那次会后，我们没有参加会议方的聚餐，金铮一定要请我和路遥喝酒。我因病只是象征性碰杯，路遥也喝得少。他却是一杯接一杯，很快就有些醉了。他不喝酒的时候样子很威风，一醉就十分可爱，说某某的是，也说某某的非，爱憎分明，毫不忌讳，又直恨我心善、太软弱，接着拍着胸膛说要保护我。但那晚他没有保护我，倒是我和路遥得搀扶他，劝他以后少喝些，他却说：“喝酒有喝酒的好处。”我说：“什么好处？”他说：“但得酒中趣，勿与醒者传。你回去就给我写这样一副对联吧！”
我没有给他写。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是醒者，醒着却卑微、窝囊，我有病不能得酒中趣，写那对联就更无趣。
从此我们熟起来，常常聚会，相聚他就是主角，又要喝酒，又要高谈阔论。许多需要交涉的事都是由他出头。他有一头白发，可以充老者，于是他很得意自己的白发。有人呼他伍子胥，我知道他的一生曾蒙过大难，但我不知道那頭发是从小就白的，还是蒙难时一夜变白的。
我的一位同乡从小县城到西安谋生，人是极聪明的，却生活无着，十分狼狈。他寻到我帮忙，我无力帮他，就给金铮写了一封信，没想金铮就收留他在《喜剧世界》杂志社打工。几年过去，在金铮的关怀下，他进步极大，后来独立，成为一家杂志的主编，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位同乡现在很风光，一提起金铮就说：“没有金老，就不会有我的今天！”金铮当年搞创作，是写过许多优秀剧本的，后来编刊物，自己不写了，却十分爱才。只要有才，别人不敢用的他用，别人不敢发的作品他发。为了人才，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仅我知道，在陕西，就有三四个人是在他的关心培养下成了气候的。
许多人也是怕金铮的，因为金铮见不得伪人和小人。他会当众刺你，使你下不了台。他的一位朋友说，有一件事金铮以为他做得不当——其实金铮是误解了——金铮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搭坐金铮的车，金铮竟把他推出车门。
那一年，我因写了一本书，遭到一些人以想当然的理由进行的诽谤，一时谣言四起。我又无法诉说，尤其有人先盗印我的书赚钱，再写骂我的书赚钱。金铮非常气愤，时不时打来电话问我的近况。冬天里，我们偶尔在北京的街头碰上，他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请我吃什么饭，要吃回西安吃羊肉泡去！”他说：“你听我的，这饭要吃，我请几个北京的名人陪你吃，我要解释一些问题！”席间，他澄清了许多是非，又大讲他的文学观，说：“你接着写吧，作品的价值要经过时空检验，不是某一两个人说了算的。你想写什么就在我们刊物上发吧！”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我没有写什么，我只写过一个条子给他：默雷止谤，转毁为缘。
金铮要离开西安的时候，给我说过他的去向。我不主张他走，他说：“树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嘛。”但没想到，他是树命，大树是不能挪的。他走时，我不在西安。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北京，我才知道他已经走了。他在电话里询问我的病情，叮咛我要注意身体。如今，常年有病的我还不自在地活着，他却痛痛快快地死了！他是大刚的人，又是工作狂，且喜欢喝酒，放浪形骸，这个世界岂能过久地容纳他呢？
（子 君摘自九州出版社《愿人生从容》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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