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肿瘤科大夫的转身-文摘阅读-无忧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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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岁以前，肿瘤科大夫秦苑的生活里填满了各种恶性肿瘤病历。她闷着头救，大多数时候却跑不过死神。最终，病历又变成一张又一张死亡通知单。

　　“住进你们科的病人，钱花完了，罪遭够了，人就走了。”一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家属曾这样抱怨。

　　这让秦苑越来越焦虑，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她每天都在怀疑：“我这个职业有什么价值？”

　　秦苑职业状态的转变发生在2012年。她在北京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委员会的组织下去台湾慈济医院参观，学习安宁疗护。

　　在那里，同行的心理治疗师见到一位多发性骨髓瘤晚期的全瘫患者。

　　见面第一句话，他就镇住了来访者。“你的眼镜好气派哦！”没有悲惨的场景，没有异味，患者被护工照顾得很好，做全身按摩时看起来十分享受。

　　患者生病之前是一个保险推销员，一个人有4部手机，每天维护着几千名客户。他的生活里排满了工作，从来无暇认真生活。后来，他全身上下只剩一根手指头能动，反而爱上了旅行。他借助特制轮椅，有计划地去看这个世界的风景。

　　“原来我的妻子这么爱我，愿意为了照顾我辞掉工作。原来生活这么有趣，鸟是叽叽喳喳的，花是香的。原来我对家人很有用，虽然身体坏掉了，但我的脑子还能动，可以为父母的决定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因为得了绝症，他反而停下来，睁开了看世界的眼睛。

　　在场的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尊严。

　　秦苑还记得，在台湾学习时的一次讨论中，主讲老师问：“如果可以选择，你们在猝死、器官衰竭、癌症和失智这4种死亡曲线中，会选择哪一种？”在场的医生几乎都选择了猝死，只有三四个人选了器官衰竭，没有人愿意患上癌症或者失智。最好笑的是，有一个ICU病房的主任曾经嘱咐他的家里人：“将来我病危了，千万别把我送进ICU！”

　　看到所有人的选择，主持人“幽了一默”。他说：“你们发现了吗，现代医学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不让你们顺利地猝死。”

　　医生们都笑了。明知道猝死是对亲人最残酷的死法，可没有人希望自己遭受抢救时要忍受的巨大痛苦。他们意识到，有尊严地离去，也是生命质量的一部分。

　　回到北京后，秦苑又先后两次到台湾学习安宁疗护。2017年3月，她申请的安宁疗护病房试点在海淀医院正式开始接诊，专门收治那些放弃临终抢救，想要“有尊严、有质量地离去”的患者。

　　从此，她不再是单纯地治病，更多的是陪伴和照顾面临死亡的人。

　　秦苑开始学会接纳死亡。她发现，“怎么离去”的背后，更多是要弄懂“该怎么活着”。

2

　　病房建立之初，秦苑不得不把收治门槛抬得很高，要求患者和家属都认同安宁疗护的理念，才能被准许入住。因为对病患来说，他们的生命，往往不单是自己的事，更是一个家庭的事。

　　一位96岁的老人，是秦苑见过年龄最大，但脑筋最清楚的病人。他小个子、南方口音很重，每天对家人强调的事情，除了要捐献自己的遗体，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走。“我活够了，你们不要折腾我。”可是家人舍不得。

　　“安寧病房中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由病人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疗和护理他自己。可是大部分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往往已经没有能力为自己做选择，是否抢救，完全取决于家人的选择。”秦苑常常看到家属吵作一团，“你说救，他说不救，一家人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太常见了。所以，协助患者的家人之间进行沟通，引导他们真正看到病人自己的愿望，是一门大学问。”

　　秦苑帮96岁老人的家属想了办法。比如建议老人的儿子建一个微信群，把老人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拉进群里，趁着他清醒的时候，录视频给大家看，讲明白放弃治疗是他自己的意愿。

　　但家属们仍然做不到。安宁团队一边给老人缓解疼痛，一边引导子女，让他们尝试站在父亲的角度想问题。

　　老先生开始拒绝打针，他拔掉输液的管子，捂住脸，不看任何一个走进病房的人。

　　儿子没有办法，只好为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没几天，老先生开始昏迷，很快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人最终还是如愿捐献了遗体。这家人的故事让秦苑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痛快地离开这个世界很容易，可是要让家人心安，不留任何遗憾，才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