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变形记：我的名字叫资源

你知道垃圾的“归宿”是什么吗？

你知道它们从你的客厅、厨房、洗手间走出，从你的指尖落入色彩各异的垃圾桶。你知道它们将埋进泥土、烧成灰烬。可你知道吗，垃圾还会“变形”，成为电，成为砖，成为生物柴油。

小到一片果壳，大到一台旧冰箱，在北京，我们所有的生活垃圾被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垃圾以分类为起点，送往不同的终端处理设施，直至结束“变形”之旅。

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推广垃圾分类，2012年正式实施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即将修订，北京市、区、乡镇三级近1.5万名人大代表正走进街道社区，听取意见。十年历程，北京生活垃圾分类从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已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更合理的“垃圾变形”不断步入现实，居民也成了环境改善的受益者。

原来垃圾的另一个名字，叫作资源。

东城区龙潭街道光明楼小区，垃圾分类指导员正为厨余垃圾称重积分。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和垃圾打交道的新职业

设有垃圾分类投放站点的小区，几乎都配有垃圾分类指导员，主要负责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检查桶中垃圾是否被准确投放，并帮助居民记录奖励积分。

傍晚7点10分，离孙蓓下班时间还有20分钟。天像被捅了个窟窿，暴雨骤然而至。

孙蓓的“办公地”，位于龙潭街道光明楼小区垃圾桶旁的塑料棚子下面。雨来了，雨水从顶棚的缝隙流下，落在她肩上。

一位居民提着两袋分类好的垃圾站在楼道口，眼前滂沱的雨势令他犹豫。孙蓓走过去接应，一人打伞一人扔垃圾，两人半边身子都湿透了。

孙蓓是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这是北京推行垃圾分类后诞生的新职业。

每个设有垃圾分类投放站点的小区，如今几乎都配有垃圾分类指导员，主要负责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检查桶中垃圾是否被准确投放，并帮助居民记录奖励积分。

每天上午7点到9点半，以及下午5点到7点半，孙蓓都在1号楼南侧的垃圾分类投放站点值守，全年无休，逢节假日则减为每天值班1小时。

去年3月，孙蓓刚来小区时，多数居民还没有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加上她不是小区本地住户，与邻里之间不熟，指出居民分类错误时，常常被怼。“大家主要觉得麻烦，家里得分好几个桶，垃圾袋要单独扔，保鲜膜也得撕掉，直接扔多省事儿。”

去年冬天，孙蓓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从垃圾桶里把投放错误的垃圾分拣出来，扔进对应的桶里。一些居民会在她下班后扔垃圾，等到她第二天上班，桶里的垃圾结冰了，她就把错投的垃圾一点点抠出来。家里人觉得这活儿又苦又累，还不受人待见，劝她换份工作。孙蓓不同意，“我不服气。”

现在孙蓓的工作轻松多了。国家、市区、街道和学校都在宣传垃圾分类，这不再是新鲜事物。如今，龙潭街道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比例已经达到40%，居民之间甚至会互相监督垃圾分类投放，孩子们在学校学了相关知识，也会带着家长一起做垃圾分类。

工作一年半，孙蓓的心里变得暖乎乎的。一来小区垃圾分类有了成效，二来居民已经把她看作一家人。现在基本按照孙蓓上班的时间点投放垃圾，冬天常有人主动给她送热水，夏天谁家买了冰棍也会顺道给她送来一支，小区的孩子们见了她会叫一声“孙阿姨”。

厨余垃圾清运员马师傅将装满的厨余垃圾桶搬上清运车，送往垃圾暂存点。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垃圾的启程，就在家中

每个居民需将家庭每日产生的垃圾按照“四分法”收集，投放至小区垃圾分类站点对应的垃圾桶。若有“积分兑换”服务，只要准确投放就可赚取积分，兑换奖品。

宋阿姨就住在孙蓓工作的光明楼小区，她的厨房常备3个垃圾袋。

一个装厨余垃圾，另两个分别是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7点左右，宋阿姨会把分好类的垃圾拿到楼下的垃圾分类站点投放。

夏天里的平常一天，宋阿姨的3袋垃圾中，厨余的袋子装得最满。里面是前一晚吃剩的鸡肉、米饭，以及烂菜叶和冬瓜皮等。

“可回收垃圾”的袋子里，装的是几个快递盒和一个铁罐头。“其他垃圾”袋中则有中药冲剂包装袋、废纸巾和果壳等。

生活垃圾分类的起点在每个居民的家中。他们需将家庭每日产生的垃圾按照“四分法”收集，投放至小区垃圾分类站点对应的垃圾桶。

在垃圾分类站点，指导员孙蓓用手持设备对厨余垃圾称重，“501克，积1分”。孙蓓将宋阿姨的积分卡在机器上一刷，积分自动录入了宋阿姨的账户。

为鼓励居民在源头做好垃圾分类，北京很多街道和小区推出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的服务，只要准确投放就可赚取积分，兑换奖品。“居民准确投放一次垃圾积1分，每户一天最多积2分，50分可以换10元超市购物券。”孙蓓说。宋阿姨的积分账户上已有900多分，她常兑换购物券给宠物买鸡胸肉。

厨余垃圾分出量是评判垃圾减量、“干湿”分离情况的一项指标，厨余垃圾分出越多，证明垃圾分类做得越好。通过“积分兑换”等宣传方式，如今龙潭街道平均每天分出6.1吨厨余垃圾。

“积分兑换”已成为多数街道和社区引导垃圾分类的通行做法。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新怡家园小区、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远洋沁山水小区南区、朝阳区劲松五区，都设置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站点。东城区东直门街道还开设了专门的积分兑换超市。

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垃圾运输车司机杨德协操作电动餐厨垃圾汽车，将厨余垃圾收运至小武基分选转运站。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不同线路的长途旅行

居民产生的厨余垃圾，将运至市属生化处理厂，变成肥料。餐饮企业、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将运至餐厨垃圾处理厂，提取粗油脂制造生物柴油。

分好类的垃圾，就如搭上了不同线路的长途列车。

从居民家到小区分类站点，垃圾完成源头分类后，将根据不同类别由专门的街道垃圾清运员送往垃圾暂存点，短暂停留后，当天运送至垃圾转运站。

宋阿姨家投放的厨余垃圾，“接管者”是一位身着绿色工作服的男子。他是马师傅，龙潭街道厨余垃圾清运员。

每天上午9：30，马师傅都会开着三轮车，到光明楼小区收运厨余垃圾。由于常年日晒，他的肤色黝黑，上臂短袖口附近的皮肤有一条明显的黑白分割线。

脚尖抵住桶底，两手握住桶把，往身前一拉，借助桶底的滚轮，一只装满厨余垃圾的垃圾桶就上了清运车。马师傅专职负责运送龙潭街道所有装满的厨余垃圾桶，将它们送到龙潭西湖公园南侧一处垃圾暂存点。

每天他需要在街道和四五公里外的垃圾暂存点往返近10次，“每天9点多开始，街道70个站点挨个走，见到装满的桶就收，一直要送到晚上。”

9：40，龙潭街道的4桶厨余垃圾跟着马师傅上路了，从光明楼小区出发，一路经过光明路、左安门内大街和左安门西街，约15分钟后抵达龙潭西湖南侧的垃圾暂存点。

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垃圾运输车司机杨德协已在场等候。他接下马师傅的4位“乘客”，和其余12桶厨余垃圾一起送往朝阳区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

杨德协驾驶的是电动餐厨垃圾汽车，自动化程度高。只需将垃圾桶固定在车身右侧的升降杆上，随后拨动车上摇杆，升降杆就自动将桶内垃圾倒入车厢内，16桶厨余垃圾只用了近20分钟就全部装车。驾驶室内的监测屏幕显示，这些垃圾总重量1674.2千克，电子记录表明，该车已运送了7909桶垃圾。

封闭车厢后，杨德协驾驶电动餐厨垃圾车驶向10公里外的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在转运站继续分选后，各类垃圾将被送往对应的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完成最终变身。

居民产生的厨余垃圾，将运至市属生化处理厂，变成肥料。餐饮企业、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将运至餐厨垃圾处理厂，提取粗油脂制造生物柴油。可回收垃圾送至纸厂、玻璃厂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处理加工后再次利用。有害垃圾将送往危废处理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其他垃圾送至焚烧处理厂发电，不可燃的运往卫生填埋场填埋。

“错位的资源”

剩饭、果皮菜叶等能变为肥料；玻璃、金属会被送至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处理加工后再次利用；废旧灯管、电瓶等有害垃圾也包含可回收的物质。

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于1997年投入运行，刘伟是副站长。在他看来，垃圾是一种“放错位置”的资源。

十年前或更早时，北京的垃圾都作为废物进行填埋或焚烧处理。实行垃圾分类后，不论是堆肥、回收、发电，垃圾有了新的价值。

像宋阿姨家的厨余垃圾，居民投放的剩饭、果皮菜叶等，能够变为肥料，作为土壤改良或绿化用。餐饮企业、学校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提取的粗油脂可制造生物柴油，分离出的水经过处理可用于生产生活，剩余的固态物质送入焚烧厂发电。

“可回收”垃圾如废纸、玻璃、金属、塑料等，会被送至纸厂、玻璃厂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经过处理加工后再次利用。

废旧灯管、电瓶等有害垃圾中，实际上也包含可回收的物质。比如废旧灯管经过破碎后，碎片中的汞经过高温蒸发再冷凝回收利用；荧光粉经化学处理后形成新的荧光粉，用于新荧光灯制造；分离后的玻璃和金属也可回收。对于“有害”的部分，由具有危废经营许可资质的处理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

食品袋、保鲜膜、坚果壳等其他垃圾将被送至焚烧处理厂或卫生填埋场。这些垃圾在焚烧厂可以用于发电，焚烧剩余的残渣通过综合处理可做成再生砖或建筑用骨料，垃圾渗沥液在处理达标后可作为生产和绿化用水。

分了类的垃圾，需要根据粒径过筛。

刘伟每天要和这些垃圾打交道。作为国家第一批大型自动化运行的固废分选设施，小武基转运站目前承接东城、朝阳部分地区生活垃圾的分选和转运，日处理垃圾量约为2000吨。

在这里，垃圾分选主要采用滚筒筛选、磁力分选、风力分选三种工艺，生活垃圾经分选后产生焚烧料、有机料、可回收物(铁和塑料等)三类物质，实现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

生活垃圾进入滚筒筛后，按照垃圾粒径的大小被筛分为80mm以上的筛上物和80mm以下的筛下物。其中，筛上物的平均热值含量高、污染少，经过压装设备压缩至压缩箱后，运至焚烧发电厂。筛下物有机质含量高，可以送到堆肥厂等市属生化处理厂处理。

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内部。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垃圾吊操作员胡磊操控垃圾储仓内的钢铁抓斗抓取垃圾。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5吨垃圾=三口之家一年用电

南宫垃圾焚烧厂日处理垃圾能力可达1000吨，也就是说，该厂每天通过焚烧垃圾产生的电能，可供200户人家用一年。“焚烧垃圾最大的好处是节约了原本用于填埋垃圾的土地资源。”

胡磊是垃圾吊操作员，他的工作是操控一只巨型钢铁抓斗“抓”垃圾。

这里是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位置在大兴区、南五环和六环之间。北京东西城南部和大兴区运来的“其他垃圾”都在此处理。其中95%以上都会在这一环节消化变成电能。

一进厂区，门口树立着一块电子显示牌，实时更新着烟气排放信息。

在南宫垃圾焚烧厂卸料大厅，工作人员操控垃圾运输车，将垃圾倾倒入垃圾储仓。上方的控制室内，胡磊正操控仓内的抓斗，抓取储仓内的垃圾投入焚烧炉投料口。

厂区中控室内，5名工作人员正通过电子屏幕实时监控包括卸料大厅、焚烧炉等区域的运行状况。垃圾焚烧的全流程在这里已经实现高度自动化。

北京南宫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满昌介绍，经过5天的发酵，平均每吨垃圾可焚烧产生约400度电能，5吨垃圾产出的电能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约一年的用电需求。南宫垃圾焚烧厂日处理垃圾能力可达1000吨，也就是说，该厂每天通过焚烧垃圾产生的电能，可供200户人家用一年。

尽管垃圾焚烧发电带来了一定效益，但袁满昌认为，发电并非首要作用，“焚烧垃圾最大的好处是节约了原本用于填埋垃圾的土地资源。”在南宫垃圾焚烧厂，95%以上的垃圾都能通过焚烧消耗，焚烧产生的炉渣也可通过综合处理制成再生砖或建筑用骨料，垃圾渗沥液会在处理达标后用于厂区生产用水和绿化。“如果没有焚烧厂，这些垃圾只能填埋，会浪费大量土地资源。”

焚烧垃圾会否造成空气污染？袁满昌解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已不同于大多数人的传统印象。2008年以后国内建设的垃圾焚烧厂，建设和运行标准高，对烟气排放有极为严格的要求。

如今，厂区门口树立的大显示屏不仅实时更新，还同环保部门联网，每日上报各项参数。

2017年，原环保部要求全国所有投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展“装、树、联”，即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在厂区门口树立电子显示屏公布数据、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截至今年5月，“装、树、联”已覆盖全国353家垃圾焚烧厂。

再生砖与有机肥

北京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底，全市垃圾处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能力为28591吨/日，资源化率达到58%以上。

刘伟眼中的“错位资源”不只电能，还有更丰富的形态。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二厂参观走廊内，陈列着一小瓶焚烧后的残渣。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产业园两个焚烧发电厂共产生26万吨残渣，送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企业，可以用来制作再生砖。

朝阳区每天产生约5850吨垃圾，其中4000多吨被送进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即高安屯垃圾处理厂。这个3平方公里的园区，集中了24小时运转的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餐厨垃圾处理厂等。

园区内，一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生产线正在带料调试，将残渣加工成步道砖、透水砖等建材。生产线年处理垃圾能力123万吨，其中23万吨为焚烧残渣。产业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苗桂清介绍，未来随着垃圾分类精细化，预计焚烧厂产出的残渣将进一步减少。

高安屯还有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餐厨垃圾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400吨/日，目前运行负荷为80%左右，每天最高处理量可达340吨。

送到这里的餐厨垃圾每天可产出13-14吨粗油脂，可出售给企业制造生物柴油。餐厨垃圾中分离出的水经过厌氧处理后，与专业的污水处理设施协同处理，变成中水用于生产生活，厌氧过程产生的沼气还可为油脂提取提供热源。垃圾中的固态物质称为渣相，在前期经过两道分选工序，统一进行焚烧处理。此外，经过二道打磨制浆后的垃圾，有机质含量达80%-85%，是很好的有机肥材料。

数据显示，北京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底，北京垃圾处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能力为28591吨/日，资源化率达到58%以上。

这意味着，北京58%的垃圾，最终都实现了“成功变身”，“变”成了真正的资源。

我们给垃圾算一笔账

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42.2亿元。如果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等，这一成本可降至15.3亿元，降幅高达64%。

如果算一笔账出来，垃圾分类节省的成本是惊人的。

生活垃圾全过程严格分类，处理成本会大幅降低。居民在前端分离出各类垃圾，将有效提高垃圾焚烧发电的效率。

“夏天的居民生活垃圾含水率较高，甚至能达到20%。”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工作人员介绍，如果前端分类细致，将含水率高的垃圾分出后，能够减少处理污水的成本。

垃圾分类的好坏，还会直接影响焚烧的效率。

2013年以前，进入产业园的生活垃圾中还掺杂很多水泥块、砖块。发电厂燃烧发电的设计标准是每公斤垃圾热值1600大卡，由于杂质的存在，热值只有1200大卡。热值低、炉温不足，剧毒物质二噁英就难彻底清除，焚烧发电效率也会降低。

苗桂清回忆，2013年以后，政府部门提供的生活垃圾越来越“纯”，垃圾热值逐年升高，近几年都稳定在1800大卡以上。

袁满昌对此也有体会。以前南宫垃圾焚烧厂经常会收到沙发、废家电等大件垃圾，如果误投入焚烧炉，容易造成堵塞。垃圾分类普及后，如今焚烧厂基本不再收到大件垃圾。

垃圾分类还能为城市节约成本。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称，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42.2亿元。如果从收集到运输、焚烧全过程严格分类，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可回收物回收利用，这一成本可降至15.3亿元，降幅高达64%。

还有的“账”是算不出来的。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指出，垃圾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和空气，间接影响人的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土地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塑料纸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也会造成资源浪费。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在便于后端分别处理和回收利用的同时，能以此为切入点，提高全民的环境素养，进而推动国家环境改善。”王维平说。

在北京，越来越多的居民感受到了垃圾分类对环境的改变。宋阿姨就觉得，自己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以前所有垃圾都混在一块儿，得熏上一天。现在，家里气味好多了。”

记者手记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攻心”为要

近两个月来我做了多篇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稿件，搜集资料和采访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成长的过程。脑海里，北京垃圾分类的历史、政策和运作流程从最初的空白，逐渐形成一幅越来越清晰的画面。

北京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时间不算短。10年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正式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实际开始垃圾分类工作则更早。如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在即，今年8月，1万多名人大代表已开始下基层征询修订意见。

不过，要让全民形成垃圾分类观念，各项设施、政策体系完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考国外案例，日本1989年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用30年大致实现了全民生活垃圾分类；德国从1992年开始推行，至今已27年。

从垃圾分类的硬件设施来看，目前北京市很多街道和小区已经比较完善。我在采访中接触到的街道和小区几乎都按照不同垃圾类别配备了专门的垃圾桶，并有专职垃圾分类指导员指导居民分类。一些条件好的小区，还配备了智能垃圾桶、人脸识别设备等，降低居民分类投放的难度。

在运输和处理不同垃圾过程中，封闭式的电动垃圾运输车、分选转运站、现代化垃圾焚烧厂等设备设施也已经比较完善，在环保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南宫垃圾焚烧厂的采访经历让我印象较深，原以为焚烧垃圾会产生很大的臭味，没想到进入厂区，甚至靠近焚烧炉时，几乎闻不到异味。负责人说，国标对焚烧厂的排放有严格要求，现代化垃圾处理终端已经达到很高的环保水平。

因此，我觉得北京垃圾分类“物”的条件已有一定基础，更多需要从市民观念和习惯的养成上下功夫，配以更精细化的管理和更完善的政策，让公众乐于接受，并逐渐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这可能也是最大的难点之一。

今年4月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对在北京市16区内连续居住半年及以上的公众进行生活垃圾管理情况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能够准确投放厨余垃圾的居民仅有两成。当下公众虽然对生活垃圾分类有认知，但实际上对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还未形成。

为应对这一问题，目前各区街道和小区采用较多的做法是“积分兑换”，即居民通过垃圾分类可以赚取积分，兑换物质奖励。此外，多个地区也推行“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推广垃圾分类进校园，让学生带动家长做垃圾分类。这些方式在培养公众形成垃圾分类习惯方面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垃圾分类带来的垃圾减量、资源回收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意义不言而喻。要实现全民垃圾分类，我想一定要各方因素综合作用，这一公众意识的觉醒需要时间，但值得付出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