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以高更的生活经历为参考，创造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这个角色。《月亮和六便士》成书于191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欧洲迎来新秩序和希望的时代。其时的毛姆45岁，正值创作巅峰期，《月亮和六便士》是他在全盛期写下的杰作，亦是其作家生涯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样重要的一部作品，为什么会选择高更作为笔下主角的原型呢？要知道，毛姆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高更已经去世10多年了。

　　审视保罗·高更一生的经历：出生于巴黎，早年在海军服役，23岁当上股票经纪人，收入丰厚，娶了美丽的丹麦姑娘梅特·索菲亚·加德为妻。本来人生顺风顺水，却误打误撞进入印象主义天地，他不但辞去工作，而且与家庭彻底断绝联系。为了响应内心的创作呼唤，高更前往异国，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找到内心归宿，甚至娶了当地土著少女为妻。他穷困潦倒，辗转多处，最终客死他乡。

　　书中的斯特里克兰德虽然被设定为伦敦人，但早年经历与高更如出一辙。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前往南太平洋之前，先去巴黎住了数年，后又在马赛待过一阵儿。《月亮和六便士》是以一位年轻作家“我”的视角书写的，但作家的名字并未出现过。“我”与斯特里克兰德初次见面时是23岁。现实中的毛姆23岁时，高更已经在塔希提岛完成了他最具原始主义风格的画作。因此，两位大师之间应该并无交集。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毛姆也前往南太平洋。或许正是塔希提、巴拿马、伊瓦和马提尼克这些岛屿上的生活，热带独特而炙热的风景，土著们原始又简单的生活方式，让毛姆感受到了高更数十年前激情迸发后残存的余温，他希望能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对已逝故人进行一番缅怀。

　　和高更舍弃凡人眼中的“成功人生”，选择遵循内心呼唤的真实的生命经历类似，毛姆走的也是弃医从文之路。由于早年的小说创作不算成功，没办法“使泰晤士河燃烧起来”，毛姆转而创作戏剧，成为伦敦红极一时的剧作家。然而，像《杜特太太》《弗雷德里克夫人》这类描绘上流社会风情的喜剧，却令年轻的毛姆备受煎熬，因为他了解贫民们的生活，和高更一样，知道“真正的真实”对于生命本身的重要性。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借“我”之口描述的、一个似乎完全独立于故事之外的人物——天才医生亚伯拉罕，阐明了自己与高更之间的共性。这位医生自在学校求学时起，便出类拔萃，事事做得高人一筹，所有的奖励和奖学金拿了个遍，眼看着要升任医院管理层，却因为一次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经历，认定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即刻辞职远赴他乡，和当地人结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与此同时，另一个他在位时根本没法出头的医生阿莱克，接替了他的位置，从此平步青云。

　　阿莱克嘲笑亚伯拉罕的选择，但亚伯拉罕本人却过得平和快乐。阿莱克的快乐是六便士式的，简单易懂，无非是俗世安宁，生活富裕。亚伯拉罕的快乐则是月亮式的，是某种根深蒂固的返祖诉求。那就像是，一个人偶然来到一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属于那里，而自己在出生地反而是陌生人。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月亮或者六便士，无论哪种，无疑都是幸福的。真正痛苦的是不去追求，或者求而不得，守着错误的选择煎熬一生。

　　月亮若是未竟的乡愁，那每个人倒也都是异乡人了。

　　即使将这本《月亮和六便士》一口气读到第54节，不将最后20页读完，你仍旧没办法得知斯特里克兰德生命的全部真义，甚至连其中的十分之一都没法获知——这正是毛姆被称作“讲故事圣手”的真正原因。没错，包括伦敦、巴黎、马赛发生的一切，都很精彩，感觉是一个至少能够打出9分以上的好故事了。然而，只有抵达塔希提，从肥胖的庫特拉斯医生那里听闻斯特里克兰德生命最后阶段发生的一切之后，你才会明白，前面200多页的曲折迂回，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讲述生命壮烈升华的过程而埋下的伏笔。

　　在现实中，高更是在脚部湿疹恶化、心脏衰弱的双重折磨下，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的。他曾经考虑过回法国接受治疗，但未能成行，滞留在岛上的“欢乐之家”小屋里。1898年，高更曾经选择自杀。他在南太平洋能够生存多年的一部分原因，是他继承了叔父的遗产，平时多少卖些画作。他甚至还领取过大溪地巴贝杜土木事业局的工资。然而，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德却是个更加决绝、纯粹的天才——不仅没有继承任何遗产，也不考虑举办任何画展。他绘画既不为钱财，也不为展示。他可以随便将作品送人，随意将毕生心血销毁，病入膏肓也不吭一声。斯特里克兰德唯一看重的，不过是“表达”的过程本身，仅此而已。

　　西西弗斯触怒众神，众神惩罚他，令他将一块永远无法立于山顶的巨石推上山顶。于是，西西弗斯每日周而复始地推动巨石，徒劳地消耗生命。在相当漫长的时光里，西西弗斯是绝望、煎熬又痛苦的。直至某天，他突然在无休止的重复当中，感受到美——粗粝的兽欲、原始的力量。这种美的发现，让他不再将推动巨石视作苦难，于是苦难也就终止了。

　　无论月亮，还是西西弗斯，无论毛姆还是高更，乃至我们自己，对至美至真的不懈追求，永远是超越世俗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