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一个家族的肖像都在一本相簿里，并不显得拥挤。那时候的相簿都差不多，黑色卡纸上黏着三角插口，每两张卡纸之间以半透明的牛油纸相隔。一打开，我妈就会嚷：“看哪，你外公像不像孙道临？”

　　三寸黑白照上的外公，二十来岁，刚刚用照相馆里的梳子和头油整饬过发型。金丝边眼镜和口琴是四十年代摆拍的标配。英俊的长相其实在哪个时代都差不多，我妈心心念念的“真像孙道临”，到了我女儿眼里，就成了“明明是吴彦祖”。照片上，外公没笑，望向远方，口琴并没有碰到嘴。动作是有一点生涩的，但五官的线条刚柔并济，大概是在打光的一刹那绷紧的。

　　用现在的话说，外公是我们家的颜值担当，是一大家子人都会暗暗惋惜基因流失的对象。小时候最拉风的事，就是从家族相簿里偷两张外公的照片到学校里显摆;最惆怅的是，他们看完以后都会抬起头在我心上“补一刀”：“不太像嘛……嗯，是很不像。”不过怅然只是一瞬，大体上我还是在一个劲儿地傻乐。彼时，被我在想象中神化的，是照片上那个无比亲近却从未谋面的人，是一段永无可能再现的时光。那时留下的照片如此稀少，一张一张全烙进记忆，每个细节都自带光环。

　　现在的孩子应该很难想象，在我儿时，拍照是一件多么隆重的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出现一个能打家具的木匠，同时也会冒出一个自学成才的摄影师。在我们家，这个角色一直是由姨父担任的——所以，至少在十八岁之前，每逢家族聚会，表妹总是把头抬得比我更高一些。他們家的墙上挂着表妹五六岁时拍的肖像，她满头硬邦邦的鬈发是冷烫精的杰作，她的表情动作则是直接拷贝印在饼干桶上的女孩——都是那时候最显眼的流行元素。照片是用方头方脑的120相机装上黑白胶卷拍的，姨父拿着底片到他的单位里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就放大成十寸，还着了色，表妹的嘴唇顿时就粉嘟嘟的。在前电脑时代，给黑白照片染色可没有Photoshop帮忙，一笔一笔全是人工画上去的。我至今都没弄清姨父的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只知道他是中学里的化学老师。总而言之，从那天起，我便想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实验室里，窗帘一拉就是暗房，世界一点点从黑白转成彩色。

　　在中国家庭摄影史上，那几年也的确是黑白与彩色的分水岭。姨父的照相机从120换成海鸥135，逢年过节，他就换上彩色胶卷。小孩喜欢明艳的富士，大人则更中意稳重的柯达，可它们都很贵——买一盒胶卷够看好多部电影，到照相馆里精放加印还得再花一笔钱，又够看好多部电影。一家人跑到公园里，跟很多家人挤在一起：同一座假山、同一棵大树、同一片草地，人跟人、表情与表情的排列组合。作为家族里最小的两名女性，我和表妹得到格外的优待，不仅单人照最多，还获得“偷照片”的特权。

　　数码时代的人没法理解什么叫“偷照片”。一盒胶卷，卷片时拖在最后的尾巴长度不一，三十六张份额拍满以后常常还能往后卷，具体卷几张得看命运的安排。胶卷时代充满悬念，不到冲印完成就不会真相大白。抓拍、偷拍或者纯拍风景的“空镜头”都是普通家庭无力承担的奢侈，所以那时照片上几乎全是人像，表情普遍比现在严肃，相纸上弥漫着箭在弦上的紧张感。哪怕迎着阳光，人们的眼睛也会努力睁大，最后眼睑肌肉终于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扛不住生理极限，耷拉下来——这样的惨剧在每盒胶卷里至少会出现两三回。倒是“偷”来的照片，画中人没有心理负担，只有意外之喜。喜终究形于色，所以放肆一点的动作、平时不敢轻易尝试的表情，往往出现在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甚至第三十九张（人品爆棚才会“偷”到三张）。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皆大欢喜的“偷”了——在稀缺的载体上，我们仿佛又额外留住了一点岁月。

　　但载体终于不再稀缺，柯达破产，技术进步让我们“偷”着“偷”着就不用“偷”了。现在，我们对于数码图像已经熟悉得仿佛能从活人脸上看出像素来。每天，我们都会把无数个“自己”存在“云”上。那个叫“云”的东西好像大得没有边际，它给予我们在胶片时代无法想象的自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拍多少就有多少。出门旅游，你对着日出和瀑布，举起自拍杆，对着海滩上的你、你们，按下自动连拍。影像与影像之间没有空隙，你以为再也不会漏掉什么珍贵的记忆了。

　　然而，对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照片而言，拍下的一刹那就释放了它所有的存在感。我们不需要整理，不需要冲印，不需要把它们一张张插进照相簿。几个月以后，偶然想起这次旅行，好几个G的影像交叠在一起从眼前滑过。太多的面孔几乎等于没有面孔，你甚至已经懒得再去找它们究竟储存在哪片“云”上了。一年以后，你对于自己去年的长相，也许还不如对几十年前的自己来得熟悉——那个青涩慌张的你，寥寥几张照片，早已飞出发黄的相簿，铭刻在你大脑的永久储存盘里。

　　这实在是一道难解的数学题：我们试图用技术填满记忆的盲点，减少岁月的流逝，但最后真正珍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增加，或者说，到底是不是更清晰、更完整？

　　自拍杆改变了世界，这话并不夸张。女人们（当然也包括越来越多的男人）握住它，仿佛握住了塑造自己形象的主动权。人们擎着它走遍全世界，晒自拍晒到差点让军事基地泄密，或者擎着它一头撞上收割机——收割机上一人受伤，自拍者毫发无损（以上事例请自行搜索相关新闻）。拍完之后、示人之前，各种便捷的修片软件早就枕戈待旦，随时给你加上暧昧的光线，随时美白你的皮肤、修正你的腰身，把所有的脸都嵌进完美的模板。当摄影从模糊一步步走向清晰的极致时，人类的眼睛和心灵反而有点不胜重负——我们拒绝接受几千万像素呈现的毛孔，气急败坏得就像听到魔镜说真话的白雪公主的继母。我们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照片修回到略显朦胧的状态中去。

　　就这样，我们一直在模糊与清晰、真实与虚假的影像间摇摆，跟自己的眼睛——也跟“自我”投在心中的倒影，玩着捉迷藏。前几天，我的女儿兴致勃勃地教我怎么在手机上玩美图秀秀，怎么在她的照片上加小黄人的眼镜和HelloKitty的耳朵。我问她：“你最想把自己变成谁的样子？”

　　“奥黛丽·赫本。”她的眼睛闪着光，指给我看她存在手机里的《罗马假日》剧照。在天天都做梦的年纪，偶尔扔下泰勒·斯威夫特，迷上六十多年前的小公主，也算是换换口味。

　　“妈妈，那时的人，皮肤真好啊，所有人都那么好。”

　　我很想告诉她，那时的摄影技术呈现精微细节的能力其实远不如今天这么强大。沉淀在黑白胶片上的，是或多或少地欺骗了视觉与记忆的美丽——就像你的美图秀秀正在努力做的那样，就像这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那样。但是看着那些正在她额头上拼命刷存在感的青春痘，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夕梦若林摘自译林出版社《假作真时》一书，王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