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即将开拍的好莱坞影片《倒时钟》中，詹妮弗·安妮斯顿将出演朗格教授，电影的主线是朗格教授在1979年做的一个实验。

　　在匹兹堡的一座老修道院里，朗格教授和学生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地方被布置得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他们邀请了16位老人，年龄都在七八十岁，8人一组，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

　　在这个星期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他们听20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20世纪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地生活，比如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扶着他们走路。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他们的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1.36千克，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不过，“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这么多年来，对这个实验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毕竟，这是一个田野实验，因为缺乏实验室的控制，一个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事实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难以解释，在那个星期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輕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为了维持时间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专注力”，即更有意识地活在“当下”，因此他们的改善更明显。虽然不至于“返老还童”，但这个实验至少证明了，我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转的。“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朗格教授说，“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式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记忆力一定会衰退吗？

　　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他们在短期记忆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

　　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衰老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杀伤力。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老了。事实上，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关系很大。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结婚，往往长寿；相反，与一个比自己年老的人结婚，往往短寿。人们通常会认为，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否则就是为老不尊。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没有年龄暗示。

　　在20多年前的这个养老院的实验中，朗格教授发现，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时，比如他能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玩什么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就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更爱社交，记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人是被习惯驱使的动物。我们的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假思索，或者是想当然的结果，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或者认知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专注力”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实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周边环境的，无论这个新事物看上去很傻，或是很聪明，只要它是新的，是不一样的，就会将你置于“当下”的状态，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而那些我们多年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疑起来。

　　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乐，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王传生摘自《新华日报》2018年5月25日，王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