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我没有女儿。

　　但是，在我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儿。

　　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我对心中的这个女儿有着不同的期待，但有一个期待始终没有改变，并且始终位于第一，那就是：美丽。我想，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对我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美貌是可以倾国倾城的。从“杨家有女初长成”到“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些故事和传说告诉我们，一个出身普通的女孩子，可以凭借美貌为自己的命运，甚至为整个家族的兴衰翻盘。而我则相信，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可以得到一份这个世界额外的呵护和温情的对待。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如果有美貌相助，就像远航的小船插上了风帆，可以驶得很远很远。

　　直到有一天，我结识了一个女孩子。

　　那时我还在德国电视二台做纪录片制片人。有一次做回国拍摄前期准备，在报来的摄制组名单里，摄像助理是个女性的名字。我吃了一惊。一个摄制组里可以有很多女人，但摄像助理永遠应该是男人。摄像助理是摄制组最苦的那一个，他的工作是帮摄像师扛三脚架，拿摄像机，背摄像包。晚上大家睡觉时，他还得负责给电池充电，一夜起来好几次。做助理的一般都是结结实实的小伙子。

　　我考虑再三。如果我们固定在一个城市拍摄，我可以给这个女助理再找个助理扛东西。但我们去的城市比较多，不可能在每个城市都帮她找个助理。我给导演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必须用一个女助理。他说这是摄像师的意思。这个女孩子刚刚学习结束，她学的就是摄像助理。导演说，如果他提出异议，工会马上就可以告他歧视妇女，一告一个准。既然这样，那我这个妇女就更不能歧视妇女了。但是我说，如果一个女孩子背着摄像包，扛着三脚架，我们都会于心不忍，到时候是帮她还是不帮她？导演沉默了一下，说，这是她的工作，大家各负其责吧。

　　见到女助理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这是个金发美女，属于绝色的那种，明眸皓齿，顾盼生辉。最可贵的是，她很率真、很自然。碰到应酬的饭局，不管什么人给她敬酒，她总是爽快地一饮而尽。街拍的时候，她背一个沉重的摄像包，扛一个三脚架，跟在摄像师后面在人群里挤来挤去。连我这样打定主意各负其责的人都看不下去，忍不住要去帮她一把。她却总是笑眯眯地谢绝，说她扛得动。有的行人看不下去，出来打抱不平，说不是说外国男人都讲绅士风度吗，怎么让这么一个美女扛东西？还有一次，一个中年男人跟了我们好几条街，最后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帮一个忙，你跟她说，让她嫁给我，我不会让她吃这样的苦，我会把她供起来，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嫣然一笑，说她一直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哪里用得着一个男人来帮忙。她说她当然不会一辈子干这一行。她现在年轻，没有钱，只是想借助这份工作，出去周游世界。

　　我听了很有感触。以她的美貌，她完全可以嫁个有钱人，乘飞机、坐游轮，风风光光、漂漂亮亮地出去周游世界。可她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也很惊叹。我，一个在海外居住了几十年的中国女性，寻寻觅觅，兜兜转转，对女人的认知竟然还停留在原地。我和大部分国人一样，认为一个女孩子如果生得美丽，就天生具备了少干活多挣钱，或者是不干活也有钱的资本。

　　而这个在德国黑森林里长大的女助理，从来没有被灌输过这样的观念。她说，她的父母一直告诉她，女孩子的美貌就像黑森林蛋糕上的樱桃，它能装饰蛋糕，但跟蛋糕本身的质量没有什么关系。她的父母亲人、老师朋友，也很少夸赞她的美貌。所以，从小到大，这个女孩子一直知道，她的人生，需要她自己努力。在她选择生活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考虑过用自己的美貌作为筹码。

　　相处熟悉后，我私下问到她有没有经历过男性的非礼，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到的“MeToo”。她说，当然。可是，她从来没有过一丝的恐惧，因为她是自由的、独立的，她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她会底气十足地跟那些人大声说不。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我想，在今天的社会里，我心中的那个女儿，应该是一个人格和经济都独立的、心灵和思想都自由的、开朗勇敢的女性。

　　至于美貌，确实也很珍贵。但它只是上天赐予的一份额外的礼物，是黑森林蛋糕上的樱桃。（迦南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7期，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