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6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以中文形式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一篇中国医生的文章——《给父亲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获得了《柳叶刀》于2019年设立的“威克利-伍连德奖”。这封信讲述了两代中国医生的行医故事。1

　　1975年出生的谭文斐是辽宁省大连人。如今定居沈阳的他，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副主任，而给父亲写信的时候，正是他从事麻醉工作的第20年。

　　谭文斐的父亲生前是一名外科医生，职业生涯中曾遇到两次严重的医疗事故。

　　“1974年，父亲为病人做胃大部切除手术，患者没有完全清醒，误吸致窒息死亡。当时遵义市毕节专区医院刘院长出面解决纠纷，被患者家属殴打，全院停止工作3天。”

　　这件事是在谭文斐出生前发生的。“父亲其实从来没有和我提过这件事，但妈妈总说起这件事，说当时手术挺顺利的，但患者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当时认定的是返流误吸，但是从麻醉专业来讲，我觉得返流误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是胃部手术，患者当时胃都是空的。我推断可能是因为麻醉镇静过深，导致患者后来窒息。但最终判定是手术失败，所以责任都由父亲承担。”

　　这个手术的影响很坏，往后的日子里，谭文斐的父亲每次想起这个手术都黯然神伤。“我想，在他心里，是有很深的阴影的。”

　　信中记录的第二次医疗纠纷，发生在1993年。“父亲作为术者完成了颅内动脉瘤夹闭术。患者在麻醉拔管时呛咳，血压急剧上升，导致动脉瘤再次破裂，死在了手术台上。”谭文斐

　　谭文斐说：“1993年的麻醉药物和技术还没有今天这么好，没有一种既能让患者睁着眼听你指令还能不乱动的药物，患者只要一醒过来，这个气管导管插在他的气管里，他就会呛咳。这是一个常见的麻醉并发症，不应该算作事故。”

　　現在看来，谭父经历的第二次医疗事故，完全是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但是最终谭父还是承担了所有责任。“因为父亲是术者，也是一个有担当的外科医生。以前从未见过爸爸吸烟，但是那天晚上，他一直在吸烟。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他的鬓角都白了。我觉得这次事故对父亲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那一年，谭文斐18岁。这次事故对父亲，对他们家庭，对当时的他影响都很大，也让他下定决心，高考坚决不报医学院。2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当了医生呢？谭文斐说，虽然父亲经历了两次医疗事故，但父母还是希望他学医。“填写志愿的时候填了好几个院校的建筑系，但父母说一定要填一个医学院。”作为对父母的妥协，谭文斐填了一个医学志愿。可能是命运的安排，他偏偏被大连医学院录取了——这虽然满足了父母的心愿，自己的理想却破灭了，所以谭文斐在大学里变得非常叛逆。“那几年过得很痛苦，我和父亲几乎决裂了，几乎就要活成他最不希望我活成的样子。”

　　那时候从家到学校只有20分钟的路程，但谭文斐每周只回一次家，每次回去也是匆匆吃完饭就回学校了。为了和谭文斐吃饭，父亲每周一都会专门空出时间。但是父子俩一起吃饭，什么话都不讲，没有办法沟通。谭文斐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特别冷的冬日，和往常一样，吃完饭他就穿了衣服准备回学校了。这时，父亲穿着一件衬衫追了出来。“那时我们家门前是一个坡，我骑着自行车‘哗’的一下就冲出去了，我知道父亲在看我，但是我没理他，他就一直站在坡上看我。直到我骑着车子拐过一个弯后，我一下子就哭了。”

　　谭文斐知道父亲是爱他的，但大学期间他一直无法和父亲正常沟通，俩人关系一直僵着。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

　　“1998年，父亲弥留之际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虽然爸爸知道你不愿意做医生，但是，毕业如果可以选择，就做麻醉医生吧。外科医生离不开麻醉医生，麻醉工作风险高，没有人愿意做，你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你能勇挑重担。’”

　　这一次，谭文斐遵从了父亲的遗愿，成为一名麻醉医生，但他还是有遗憾。“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几乎要和解了，但我一直没有说出口，没有好好地和父亲谈一谈，也没有约父亲下一盘棋。”3

　　谭文斐在信中也写了自己经历的两次医疗事故——和当年父亲作为术者的失败经历十分相似，幸运的是，以如今的科技水平和诊疗手段，由谭文斐实施麻醉的两位患者，都平安出院了。

　　“2008年5月9日，我作为夜班的领班医生负责所有急诊手术的麻醉工作，责任与风险并存。夜班接班不久，骨科急诊要做二开手术，患者颈间盘膨出切开内固定术后出血，压迫气道，同时患者四肢麻木的症状加重，需要紧急探查止血。麻醉诱导后，患者通气困难，脉搏氧饱和度报警的声音由高亢变为低沉，患者的面色由苍白变为青紫，气道压力持续走高，我遇到了麻醉医生最不愿意面对的尴尬境地——患者无法插管，无法通气！眼见心率走低，马上心搏骤停，3个麻醉医生已经启动紧急预案，准备实施环甲膜切开通气。我仔细检查了一遍麻醉机，发现是通气螺纹管路的问题，立即改为呼吸球辅助通气，患者转危为安。手术结束后，在更衣室里，术者黯然神伤，默默地苦笑，我在一旁默默地流泪。术者看到了，安慰我说，不是成功了吗，怎么哭了？我说，没事儿，想我爸了。”谭文斐在工作岗位

　　“2012年2月15日，我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半年，轮转至妇科负责麻醉工作。当天，我负责麻醉的病人是本院一个职工的母亲，80岁，诊断是卵巢巨大囊肿，拟行开腹探查术。患者具有多年的冠心病病史，所以当天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保证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上。老奶奶进手术室后，我很顺利地完成了有创动脉监测。老奶奶说，昨天一夜未眠，肚子胀得厉害。看看她巨大的肿瘤，如同怀胎六月，我安慰她，一会儿麻醉后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老奶奶还是抱怨肚子胀。我有些不耐烦，示意助手准备麻醉诱导，镇静药物刚刚推注一半，老奶奶突然开始喷射性呕吐。原来，在巨大肿瘤的压迫下，老奶奶术前一天吃的食物全部淤积在胃肠道，常规要求的8小时禁食禁水时间对她是远远不够的。紧急抢救，反复吸引，气管插管，再次吸引气道。虽然抢救很及时，但老奶奶还是被送到重症监护室，恢复了两天，才平安出院。”

　　如今，谭文斐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回到1974年和1993年，让我用现在的新技术帮父亲解围，让那两个患者平安痊愈”。

　　谭文斐坦言，虽然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做麻醉医生，但当真正进入这个角色，便逐渐发现这是自己热爱的职业。“还记得父亲工作的时候，夜以继日，几乎随叫随到。当时他有一台BP机，每次收到传呼，他就要赶去做手术。当年，那台BP机的声音对我来说像噩梦一样。多年以后，我做了麻醉医生，才发现这对医生来说是号角。做麻醉医生需要胆大心细，需要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起到一种调控的平衡作用。如今，我觉得我的职业很适合我，我也渐渐活成了父亲的样子，或许比他更精彩。”

　　（大浪淘沙摘自《扬子晚报》2020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