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睡美人
那是上午9点。从前一天夜里就在下雪，机场大厅却仍旧是春意盎然。我排在一位荷兰老太太后面，她为她带的11件行李和工作人员争吵了几乎一个小时。我正为此感到厌烦时看见了美人，瞬间呼吸都停止了，以至于都不知道那争执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直到女职员叫我，我才从神游中醒过来。为了向女职员表示歉意，我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她回答说：“当然信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问我想要什么座位。
“都行。”我郑重其事地跟她说，“只要不在那位有11件行李的老太太身边。”
她眼不离电脑屏幕，给我一个商业式的微笑。她给我圈出登机卡上的座位号，把我的证件交给我。这时我才注意到机场刚刚关闭，所有的航班都要延误。
“延误到什么时候？”
“上帝知道到什么时候。”她微笑着说，“广播通知今天上午有今年以来最大的雪。”
她搞错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雪。但在头等舱候机厅里倒似乎拥有真正的春天：花瓶里有新鲜的玫瑰，就连音乐都是那么优美而舒缓，符合设计者的意愿。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儿才是那美人最合适的避难所。我开始在各个大厅寻找她的身影，并为自己的胆量激动不已，可是看见的多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男人，在那里读着英文报纸；与此同时，他们的女人却在想着别的事，透过大玻璃窗望着那些一动不动地停在雪中的飞机，望着那些冷漠的工厂和被机耕过的、广阔的路易斯平原。中午过后，头等舱候机厅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我逃了出来。
在外面我遇到更惊人的场面。人们挤满了候机厅，扎营在憋闷的走廊上，甚至楼梯上，和他们的狗、孩子以及手提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和城里的联系也中断了，这座透明的塑钢建筑仿佛一个搁浅在暴风雪中的大瓶子。午饭时，7家饭店、所有的咖啡馆，甚至酒吧门口都排起长队，可只开了不到3个小时就不得不关门了，因为既没吃的也没喝的了。儿童一下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几乎同时开始哭起来，人们开始产生一种恐惧感。在这恐怖的时刻，我唯一弄到的食物是在一家儿童商店买到的两杯奶油冰激凌。我在柜台前慢慢地吃着，服务生在往那些没被占用的桌子上放椅子，我一边从镜子里看着自己，手里拿着最后一个空纸杯和最后一小勺冰激凌，一边脑袋里想着那个美人。
航班本来是上午11点起飞，延误到夜里8点才起飞。我总算能飞了，头等舱的旅客开始登机了，一位空姐把我带到座位上。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就在我的邻座靠窗——那是专门留给特殊旅客的位置——坐着那位美人。我向她问候时几乎有点张口结舌，她没有察觉。
她在做着她的事，男服务生给我们拿来迎客的香槟。我拿起一杯想献给美人，可我好后悔，因为她只是向服务生要了一杯水，先是用一句不可理解的法语，然后又用一句不太易懂的英语，说在飞行中请不要为任何事情叫醒她。她的声音温文尔雅，带一点东方的伤感。
等水被拿来时，她打开放在膝盖上的一个角上包铜的化妆盒——这很像奶奶们用的那种盒子，又从一个五颜六色的管里取出两片金黄色药片。她做这一切都井井有条。最后放下舷窗遮光板，最大限度地伸展开她的座椅，用线毯盖到腰部，没有脱掉鞋子，戴上眼罩，背对着我侧躺在座椅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8小时12分的飞行中她没有咳嗽，也没改变一下姿势。
这是一次紧张的旅行。我一向认为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美能比得上一个美女的美，因此，对睡在我身边的美人，我不可能让自己的目光逃离片刻。
我吃着自己的晚餐，心里自言自语对她说话，似乎她醒着。她的睡眠是那么沉稳，以至于令我感到不安，似乎觉得她吃的那些药片不是用来助眠而是为了死亡。我每喝一口香槟便举杯祝福一次：“干杯，美人。”
晚餐结束，灯光熄灭，开始播放没人爱看的电影，在这昏暗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本世纪最大的风雪过去了，大西洋上的夜空是那么广阔而清澈，飞机像停止在群星中。在几个小时里，我一点一点地欣赏着她，而我能感觉到的唯一的生命信息，则是经过她前额的那些睡梦的阴影，好像水中的云。她脖子上有条链子，在她那麦色的皮肤上细得几乎看不出来，完美的耳朵，没扎戴耳环的耳洞，玫瑰色的指甲显示她的健康状况良好，左手上戴一枚平面宝石戒指。由于她看上去不到20岁，我想那不会是一枚结婚戒指，而是男友的一个礼物。“知道你在睡眠，睡得那么安详，放松的躯体，优美的曲线，离我的胳膊那么近。”我想着，品味着香槟的冠状泡沫，心里重复着迪埃戈精妙的十四行诗句。然后我把自己的座椅也放到她的高度，这样我们躺得更近了，就像在同一张双人床上。她的呼吸如同其舒缓的声音，她的肌肤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这种香只能是她独有的味儿。前一个春天，我读过川端康成的一篇很美的小说，写的是京都的一些资产阶级老男人夜花重金观赏这座城市最美的姑娘：她们裸露着身体，烂醉如泥，在同一张床上，这些老男人，不叫醒她们，也不碰她们，甚至连想都不想，因为他们的快感就是观赏她们的睡态。那天夜里，守护着美人的睡眠，我不仅理解了那些老年人的纯美意识，而且还完美地体验了一回。
我觉得自己睡了有几个小时，被香槟酒和无声电影搞得醒来时头痛欲裂。我去了趟卫生间。我身后第二个座位上躺着那位有11件行李的荷兰老太太，睡态丑陋。在过道中间地上，躺着她拴有彩色链子的老花镜，我没有去给她捡起来，而是欣赏了一会儿这幅画面。
我先前香槟酒喝得有些过量，睡了一觉好多了。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感到吃惊：卑鄙而又丑陋。这才发现那些因为爱情的贪杯真是可怕。突然飞机开始颠簸，又尽可能拉平，仍然快速飞行着。机舱灯亮了，工作人员让乘客都回到座位上去。我急忙出来，幻想着只有上帝的晃动才能唤醒那美人，而她应该扎进我的怀抱里来逃避这恐怖。匆忙中我差点踩了荷兰老太太的眼镜，但我还是走回去，拾起眼镜，给她放到怀里，我该感谢她没有在我前面选我所在的座位。
美人睡得真沉，飞机已开始降落，她还是不醒。我必须设法晃醒她，即便她会气恼，因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看醒着的她，以恢复我的才华，也许还有我的青春。但我没能这么做。她在广播通知“即将着陆”时醒了，没用谁帮忙，那么美丽清新，仿佛在玫瑰花丛中醒来。她拿掉眼罩，睁开明亮的眼睛，扶直了座椅，把线毯丢到一边，摆动了一下头发，又把那个角包铜的盒子放在膝盖上，快速地化了妆，时间恰好到机舱开门。她没有看我一眼。她穿外套时，衣服几乎掠过我的头顶，用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说了句对不起，连声告别也没说就走了——至少应该为了我们幸福的夜晚，为我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吧。她在今天纽约太阳升起时消失了。
（林冬冬摘自豆瓣网，Charmaine Olivia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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