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小叔的模样。花衬衫，喇叭裤，长长的鬓角像钩子一样紧贴面颊，有时斜背一把吉他，在小镇的路上招摇而过——小叔是出了名的时髦青年，80年代流行的东西，没有他不玩的。有一阵他迷上了霹雳舞，在爷爷的菜园子里日夜苦练，踩坏了数棵矮脚青菜后，江湖有传言：龙王庙出了个“霹雳舞王子”。爷爷常埋怨奶奶，把小叔宠成了废材。

　　我喜欢和小叔一起玩。他大我十多岁，不太像长辈，倒像个大哥哥。春天捉蚂蚱，夏天钓龙虾，秋天摸柿子，冬天偷塘鱼，很少有空手回家的时候。小叔告诉我，龙虾喜欢拌了猪血的蚯蚓，甲鱼最爱吃新鲜的猪肝。他咬着一根狗尾巴草，得意扬扬地走在田埂上。我拎着一铅桶的战利品，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像个快乐的跟屁虫。

　　龙王庙路家的老幺，我奶奶的心头肉，小镇第一批浪荡子弟，我的小叔。

　　我爸是镇上另一个异端。作为家中长子，又是南方饥饿年代出生的罕见的大个子，二十岁出头就长成一副四十岁的模样。恢复高考第一年，我爸考取了师范，是镇上唯一“考上学的”。小叔不像话的时候，我爷爷揍完，我爸接着揍，我奶奶不敢拉。所以小叔见到我爸有点怕，说长兄若父，大概就是这意思。有几次小叔在我爸那里挨了揍，低眉臊眼的，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过了一会儿，他悄悄用手肘捅我，阿去钓龙虾？我点点头，像一对难兄难弟。

　　我爷爷的打算是，让初中毕业的小叔先晃荡两年，等他退休了，小叔顶替他进“国二厂”。我爷爷是八级钳工，老党员，据说要不是脾气臭，酒后爱打人，早当厂长了。新任厂长是他徒弟，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小叔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嘟囔，我才不去国二厂……我要做生意。我爷爷放下筷子，做什么生意？跟阿福、塌扁头他们去深圳批点牛仔裤、电子表，不要太好卖！小叔眉飞色舞。你哪来的本钱？本钱嘛……你借我一点……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咣当一声，饭碗落地，像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号。

　　我爷爷有充分的理由揍小叔一顿。国二厂的全称是县国营第二碾米厂，响当当的大厂，进厂就发两套工作服、一双翻毛皮大头皮鞋。逢年过节，整箱整箱的国光苹果、整条整条的大青鱼停在仓库里，等职工搬回家。

　　在我爷爷看来，那些做生意的，跑单帮的，不过是暂时钻了政策的空子，国家早晚会回过头来收拾这帮投机倒把的。我爷爷坚信，个体户再有钱，不过是一时风光，国营大厂才是千秋万代的。

　　那个下午，小叔給我钓了好多好多龙虾，一个铅桶装不下，我跑去同学家又借了一个。我喜笑颜开，说够了够了，吃到明天都吃不完了。小叔也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说再钓几个。

　　第二天小叔没回家。我奶奶翻床头柜，发现少了一百八十五块钱。这不是小叔第一次离家出走了。这一回，小叔是跟阿福、塌扁头他们一起走的，先从镇北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上海，再乘绿皮火车去广州。还没出广州火车站，小叔的钱和证件全被偷了。还被人打伤。小叔偷偷溜出医院，扒上回程的火车，一路逃票回家。

　　彼时腊月，天寒地冻。大年三十晚上，大家正围着桌子吃年夜饭，家里的狗突然狂吠。奶奶神色大变，摔下饭碗冲了出去，逮住了瑟瑟发抖的小叔。

　　过完正月十五，爷爷提着木棍，把小叔赶进屋子。爷爷锁上房门，吩咐“没我的话，谁都不许进来”。屋子里传出鬼哭狼嚎，“爹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我咚咚咚敲门，门不开。我又跑去拉奶奶，让她求爷爷手下留情。我怕爷爷把小叔打死了。

　　奶奶坐着，纹丝不动。突然间，暴起一嗓子——“打得好！”回头一看，她满脸泪水。打你个年少轻狂，打你个游手好闲，打你个不辞而别，打你个没心没肺。

　　后来，我爷爷拎一瓶泸州大曲、一条红壳子（牡丹）去了厂长家，一路上反复练习谦卑的表情。小叔提前进了国二厂，成了电工班的一名学徒工。每天一身黄灰色电工制服，骑着自行车，蔫头巴脑地跟着爷爷去上班，一路上不敢超过爷爷。小叔的主要工作是：换灯泡，给师傅递烟泡开水，帮师傅扶梯子，听师傅吹牛皮。就这样安分了一年多，小叔又一次消失了。

　　传言满天飞。有人说他在上海城隍庙摆地摊，有人说他在珠海给老板拎包，更离谱的，说他加入了海南的黑帮，成了一名厉害角色。

　　每次得到消息，爷爷奶奶都匆忙赶去，然后一无所获地回来。最远一次去了新疆哈密，只因为电视新闻里的一个侧影像小叔。不知折腾了多少回，花了多少钱，十几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都找不回这个任性的儿子。

　　有一天我去爷爷家。爷爷出门买煤球去了，奶奶一个人在家，桌上摆了一只鲜奶蛋糕。那时候的小镇，蛋糕还是个稀罕事物。我欢呼一声，扑了过去。等我大快朵颐，抹着嘴巴问奶奶，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奶奶笑了，今天是建国生日……便宜了你个小鬼。

　　十年过去了。国二厂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只上半天班；老街上，显赫一时的供销社拆了，原址建起一座“温州皮鞋城”。

　　关于小叔，有了些不好的传言。有说他在煤矿出了事，几十个人全部闷在井下；有说他死于黑帮械斗，尸体趁黑沉入海底。

　　奶奶怎么都不信。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你小叔六岁时掉进河里，差点送了命。那天奶奶在纺织厂上着班，突然一阵心口疼。她说母子连着心，真要出事了，做娘的一定感觉得到。

　　爷爷想起这个儿子就暴跳如雷，不是骂他没出息，有家不敢回，就是骂他没良心，赚了钱忘了爹娘。骂完瘫坐在躺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渐渐地，我才明白，爷爷的痛骂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情愿他是个孬种，情愿他忘恩负义，而不愿去相信更残酷的结局——小叔已经不在人世了。

　　往年的年夜饭，桌上都会多放一副碗筷。从这一年开始，这副碗筷撤下了。

　　有一次，奶奶招招手叫我过去，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屁颠屁颠跑去一看，是一张我和小叔的合影。奶奶笑着说，他们怕我多想，把你小叔的照片都收掉了。这张是我偷偷留下来的，你看看，那时你几岁。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我嬉皮笑脸地站在小叔身边，个子刚过他的腰。小叔穿一件皮夹克，歪着头，左手放我的肩上，像个好莱坞明星一样神气。大概是被抚摩过太多次，照片有点漫漶不清，像隔着无声的风雪。

　　爷爷老了。他不再大声说话，不再发脾气，不再昂首挺胸地巡视他的菜园子，像个土匪头子一样用力地吐痰。他的躺椅放在那张世界地图前，一坐就是一下午。爷爷去世前，用力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瞳孔慢慢地散开。我知道，他已经看不见了。我多想在他耳边说，建国回来了。用一个弥天大谎，换他最后的安心。可是我没有。

　　突然间，哭声四起。我也跟着哭了起来。我总觉得小叔会突然冲进来，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跪倒在爷爷的灵床前，哭喊着“我来晚了”。

　　奶奶的手颤抖着，合上了爷爷的眼睛。从此绝口不提小叔。一场葬礼，宣告了两个男人的死亡。

　　墙上挂着新拍的全家福，一大家子人簇拥着奶奶，祖孙四代，前后三排，站得密不透风，不觉得少了一个人。奶奶眯着眼睛，笑得很开心。

　　前年除夕，我和爸妈回老家陪奶奶守岁。奶奶在爷爷的照片前点上三炷香，放上一碗他最爱吃的红烧鳜鱼。暮色昏黄，屋外的鞭炮开始此起彼伏。半夜，不知为什么醒了。我走出房间，看见院子的大门开着，零星的烟火，照着一个苍老的背影。是奶奶。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在等一个人。

　　伫立良久，奶奶轻轻地合上了大门，没有插门闩。然后转过身，慢慢地，拖着那条痛风的左腿，走回房间。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熟悉那些温情小说的路数。我应该蹑手蹑脚地跑出去，拉开大门，在门外弄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或者在门闩上放一个红包。第二天早上，奶奶会以为小叔回来过。

　　可是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