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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电话时，正是陈扬一周中工作最忙的时候。母亲做了肠镜，结果显示是肠癌。听到这个消息后她愣了一两分钟，随后决定请假回家。几乎所有的亲戚给她打电话时都会哭，但她觉得还远没到要哭的时候。

　　收拾自己和女儿的行李时，陈扬开始在心里列日程表——需要请几天假，带母亲去哪家医院就诊，回家要跟父母说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只能靠自己，所以没有时间崩溃，脑子特别清晰。”

　　她曾在别人的故事里想象自己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那种想象跟真实发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连倒班的人都没有。”

　　在一家航空母舰式的医院里，父母拿着单子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她领着父母去不同的诊室，做各种检查。

　　母亲住院做手术，她和父亲陪床，白天姨妈过来替换父女俩。吃饭，就随便在医院门口对付一下。她那时觉得“独生子女特可怜”，“你不可能什么都行，你不可能什么都能做到”。

　　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疗后，她开始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上午照顾女儿起床穿衣，然后去医院陪母亲，赶在晚高峰前开车回家。

　　晚上，她哄女儿入睡。那段时间，两岁多的女儿学会了一句话：“妈妈洗手。”因为妈妈去医院陪姥姥了，妈妈要洗手。

　　“我妈以前老跟我说，妈妈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帮你太多，但至少可以做到不给你增添负担。你们以后既要管孩子，又要管老人，管不过来的。”陈扬说，“但那时我知道，这个日子提前来了。”

　　陈扬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结合被学者称为“双独家庭”。

　　生活里经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早晨，陈扬正在给女儿穿袜子，从丈夫口中得知婆婆前夜咳血，一瞬间，“我整个人从脖子到脚后跟都凉了”。2

　　陈扬出生的前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标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给中国这一代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1986年，《中国作家》刊登了题为《中国的“小皇帝”》的文章，文中称独生子女“凌驾于家庭、父母及亲属之上”，“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上了‘421’综合征”。“421”是指，由4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结构。

　　1991年，陈扬5岁时，父母送她去省歌舞团学舞蹈。5年后她拥有了一台德国进口的钢琴，小学毕业跟着老师飞到三亚去参加夏令营。父亲还给她买过一辆很酷的6挡变速山地车，尽管她很少骑。陈扬的表妹很小就开始学外语、电子琴和国画——那一代父母已经很重视教育了。

　　母亲生病前，陈扬对“独生子女”没有概念。她的玩伴除了同学，还有表妹们，姥姥家曾是孩子们的游乐园和食堂。

　　20世纪初，一些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指出独生子女存在某些个性弱点。比如，胆小、谨慎、恐惧、不合群、孤僻、任性、娇气、利己、忌妒、易怒、固执、心理不稳定、社会适应能力差、性格不健全，品质、道德落伍，这些缺点被称为“独生子女综合征”。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独生子女问题研究专家风笑天认为，如果没有非独生子女作为一种参考框架，我们就无法对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和评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

　　“我爸说活着要‘向上’，‘向上’就是你要一直去期待更好的，对自己的人生有更高的要求，有一种昂扬开朗的精神状态，然后就是要快乐、平安。”陈扬说。

　　陈扬身上背负着一些原本属于上一代人的梦想。母亲的理想是读人大新闻系，考了两年都没能考上，最终放弃了。“所以她就会对我有一种读名校、去北京的期待。”陈扬坦承。

　　从5岁开始，陈扬的母亲就让她写日记，而且每天都会检查。陈扬读书时理科很好，考大学时特别想选理工科，但是父亲“很固执”，认为她有写作的底子，读文科至少是不会失败的选择，而且女生学理工科太苦了。3

　　除了在医院与家之间“折返跑”，母亲生病这件事儿也冲击着陈扬的观念。

　　将母亲接到北京来看病后，接受多年精英教育的她做了以前从不屑于、也不会做的事。

　　她给主刀大夫送礼物，发很长的情真意切的短信，每天给他们的微信运动点赞，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自己。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的都是我妈，没有任何我送不出去的东西，或者我不好意思说的话，我根本不在乎去求别人了。”陈扬说。

　　母亲的病情不乐观。一次会诊后，医生表示不太愿意收治。在医生的办公室，陈扬一下子就哭出来了。“我说，教授，求你救救我妈吧。我一般是不会哭着求人的，但是那一刻，那是我唯一能抓住的希望。”陈扬坦言，自己原本不想当官，也不渴望拥有特别多的财富，只想活得独立，带一点审视的眼光。“我第一次认为，一个人想要自由自在地活着真的太难了。”

　　最近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时，她脱口而出，说自己“混得特别差”。

　　“我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感觉，甚至都不会用这种词。有人很轻松就能让父母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但我远远做不到。”陈扬说。

　　母親的医药费，除去报销的部分，陈扬负担的也就两三万元。但母亲已经给了她好几次钱，还给她买了很多东西。母亲还会假装不经意地向陈扬丈夫透露，自己已经把钱给了女儿，不会让年轻的小两口负担太多。

　　“我妈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她会说，你不能好好工作，没法照顾孩子，还累成这样，你看把你为难的。”陈扬有些后悔没选一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回报的工作。或者即便选了现在这条路，也要比现在更努力，做得更好。她觉得“自己曾经所有的懒惰，所有对于享受生活的追求，都是一种浪费。在母亲的生命面前，那些所谓的独立批判、和而不同，变得有点滑稽”。

　　“我对父母的依恋不仅仅是害怕失去，更是一种责任。我做不到就是我无能。”陈扬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匹自由驰骋的野马，现在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推粪球的屎壳郎”。4

　　“第一代独生子女已成年，许多人的父母不到50岁就进入空巢期，他们要度过长达25年左右的空巢期。”风笑天表示。

　　2019年，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呼吁，国家应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河南、福建、广西、海南等10多个省份出台了“独生子女护理假”的相关规定，假期时间在10～20天不等。

　　在施卫东看来，独生子女家庭曾经为国家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推行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的承诺和担当，也是對独生子女父母做出贡献的一种补偿。

　　陈扬还记得双方父母的几次见面，总是会提到将来要住养老院，花自己的退休金，对于孩子“只给爱不给负担”。

　　她内心不能接受父母在养老院度过晚年，但如果养老院条件非常好，父母在那里很享受，她也会同意。

　　有关老年保障以及家庭养老的研究文献中，常见的一条结论是，家庭养老依然是中国社会养老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形式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不仅常常导致独生子女父母更早地步入且更长时间地经历“空巢”的生活，独生子女家庭还不具备中国家庭养老模式所具有的客观基础。

　　母亲生病后，陈扬观察到，母亲对亲姐妹的信任和依赖有时远高于对自己的。她向母亲解释过很多次“化疗前的这个药是提升免疫力、保护细胞的”，母亲没有听进去。但是姨妈只给她讲了一次，母亲不仅听得特别仔细，还对陈扬进行“扫盲”。

　　“那就是姐妹俩，你知道吗？那是特别强大、坚不可摧的感情。”陈扬说。5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53年的4.33人缩减为2011年的3.03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20‰以上降至2011年的4.79‰。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持续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时代”宣告结束。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间总有差别。数据显示，二孩政策并没有扭转新生儿“跌跌不休”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3年下降。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只在30%～40%。

　　陈扬在寻医问药和照顾母亲的时候，感到了孤独。“如果不考虑养孩子的成本，我愿意再生10个”，但目前考虑到抚养孩子的物质成本和付出的心力，她觉得只有一个孩子就够了。

　　很多独生子女长大后才知道自己这代独生子女的“出厂设置”是“国家设定的现代化先锋”。有人说，希望能实现父母的培养心愿——“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但也希望能担起对家庭的责任。

　　“先是眼前的苟且，才有诗和远方。”这是母亲生病后，陈扬认可的另一个新观点。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扬为化名。）

　　（杨影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5月20日，本刊节选，李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