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过血汗的土地是一片宝藏

新闻里说英国在隔离初期，经典文学作品的销售出现一个小高峰，人们纷纷囤积以前没空或静不下心来对付的大部头，准备在家慢慢啃。中文作品似乎没有那么多读者，人们有5G，有短視频，有带货直播，时光好消磨。但也有人在数字生活的围堵下选择拿起笔、敲起键盘，武汉市民也好，海外留学生也好，地球上任何一个坐在家里的人，都可以写点什么。保存当下的焦灼，或者借机喘息，回顾走过的路，童年、青年、老年，大半辈子的味道，细细咂摸。多亏社交网络和自媒体，这些文字得以被更多的人看到。

小时候，很多书店会在显眼处放一排名人传记。各种有文化的人，各领域的顶尖人士，在功成名就之时亲笔写下或由他人写下自己的高光时刻，读者对这些作品趋之若鹜。尤其是他们关于家族、故乡的非虚构作品，像一个坐标系，让传主找到了自己的由来和依靠，然后以延续或割裂的不同路径，找到真正的自己。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让读《名人传》，高中时很多人读齐邦媛的《巨流河》，大学时很多人读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明明每个人都有一条河，为什么最终进入人们视野的只有名人的河呢？我妈的河、我奶奶的河在哪里呢？如果没人记录，那么这些河流过之后，土地便干涸了。

流过血汗的土地是一片宝藏，有心的写作者将父辈们口口相传的故事记下，结果成为史诗，成为家族志，成为伟大的文学。比如莫言的高粱地，马尔克斯从外祖母那儿听来的奇幻拉美。我最近读到一本叫《秋园》的小书，作者杨本芬是一名普通的女工人，她在70岁之后才提笔，一边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伴，一边在厨房抽空写作，写的是她母亲的人生故事。她在序言里说，刚开始有些胆怯，一旦投入，“像是用笔赶路，重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写完一称，手稿足足有8斤重。这本书的后记是杨本芬的女儿所写，她们三代人皆非名人大家，所写却如此真挚感人，有人称其为“很薄的册子，很重的人生”。想到我妈最近也热衷写作，我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她。

我妈的写作始于苦闷的隔离期，家中阳台上意外飞来一对珠颈斑鸠。从筑巢、下蛋、孵蛋，到破壳、喂食、起飞，观察和记录逐渐成了她的一种新习惯。在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记下很多数据后，我妈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回顾一遍，于是开始写作。

我妈常自嘲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有限，话虽如此，她对待这件事却无比认真。每天坐在餐桌前写草稿、打字、上网查资料，从早到晚，为之放下所有娱乐活动。她定时把成果发给仅有的三位读者，我、我舅和我外公，让大家说说感受，再一遍遍修改，给文段配图。这种自发自然的写作，也许是世上最纯粹的快乐了。

现在珠颈斑鸠一家四口时常飞到阳台上来吃小米，我妈也开始写家里的花花草草，写自己对社会上各种事情的看法。比如她写道：“我们人类确实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植物、鸟类不一样，它们并没有惧怕新冠肺炎，反而因人们躲在家，更少受到人类的干扰，更加肆无忌惮，疯狂地生长。”她的很多思考、很多表达，我都很喜欢，也鼓励她写更多。

这也让我再次想到这个问题，世上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河，都可以写，也都能被看见。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意愿和能力，写作是和说话一样的权利，也许到那时，“打工诗歌”这类称呼也将真正解除它的尴尬。

这类诗人总是因为被冠以“打工”二字而显得尴尬，喜欢他们的人也许会因为“打工”标签或书写劳动主题而对他们另眼相待;不喜欢他们的人又觉得他们受欢迎是标签先行，名不副实。如果要以社会身份来归类写作者，也许还应有学生诗歌、消费者诗歌，事实上并没有，这背后隐含着一个问题：人们对劳动者不会从事艺术创作这一偏见的默认。

打工者可以写诗歌吗？打工者写的诗歌算诗歌吗？打工者如果不再写和劳动有关的诗歌，可以摘掉“打工诗人”的标签吗？每个人自发写作时都有一个社会身份，将社会身份强加在写作者之上是缺乏尊重的。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被精英话语裹挟，因此底层话语一方面被习惯性忽视，一方面又容易因为稀有而被粗暴地围观和放大。我常常不敢轻易说出“底层”这两个字，在复杂而庞大的社会肌理中，我甚至说不出哪里算底，最底层是什么样。大部分写作者的目之所及和移动能力都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看见一层肌理的完整方式，除了外在的冷静眼光，更需要由身处其中的人自己来凝视、来发声。

我年纪轻，不知道传说中那个人人写诗的20世纪80年代是什么样的。很多前辈一提起，总是一种梦回的姿态，不知道是否加了回忆滤镜。只有人们不把写作当成生活的奢侈品而愿意去触碰的时候，无数条河流才会开始汩汩流淌。当然，退一步讲，这个时代并不是非文学不可的，作为文化形式的电影、电视剧、漫画、游戏都闪着光。但我还是祈祷，文学不会因此而被束之高阁。

（泊 舟摘自《北京纪事》2020年第8期，马明园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