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嵘

讀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很困惑。每当我们班上考试考砸了，在全年级垫底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总会说，他早就料到会发生今天这一切，我们这种学习态度迟早会出现问题的……于是我想，他发现问题时干吗不早早纠正？

在我成年以后，发现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当股市出现大跌，收盘后总会有很多股票分析师告诉你，今天的大跌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当一场体育比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体育评论员总能自圆其说，告诉观众场上的结局正在他的预料之中……

2003年，芝加哥决策研究中心的行为经济学家奚恺元做过一个调查，他问被试者中国能不能在一年之内控制住SARS，当时大多数被调查的人回答说不能。当SARS过去以后，奚恺元以同样的问题问同样的人，然而答案让人吃惊，他们普遍回答：当然可以，我当时就觉得SARS肯定可以在一年以内被控制住的。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出访中国和苏联，希伯来大学的巴鲁克·菲施霍夫设计了15种结果的可能性让别人评估，比如美国会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吗？美苏会联手开发太空项目吗？中国领导人会同意和尼克松会面吗？当尼克松访问结束后，菲施霍夫再一次找到这些曾接受测试的人，请他们回忆一下当初对各种问题做出的概率判断。

结果发现，人们的记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曾经对真实发生的事件做出过极其准确的判断。菲施霍夫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后视偏见”。

为什么人人都喜欢成为“事后诸葛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说：“当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立即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这种意外。试想自己正在看一场足球赛，比赛双方势均力敌，当比赛结束时，其中一方击败了另一方，在你修正过的世界观里，赢得比赛的球队比输掉的球队更加强大……一旦接受一种新的世界观，你就会立即丧失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事情发生时，我们又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早知道她会离开我；我早知道这只股票不行；我早知道你的方法行不通……），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所有的结局都是可以预料的。想想书店里的历史畅销书，无不是凭借着历史的碎片，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做出解释，仿佛历史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因此，当我们心里冒出“我早就知道……”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最好再冷静反省一下，我们不是诸葛亮，而是普通人。很多事情，我们从有限的信息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再正常不过。而“事后诸葛亮”的危害，让人总在事发后觉得自己当时的预测是对的，因此很难从经验中学习；同时它让人们觉得自己早就正确预测事情的发生（错误都是别人的），因此难以用公平的眼光评判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