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青

高远 摄

2021年因为一场意外，李一诺做了左手缝合手术。术后反应让她在归家途中呕吐了一路，然而一小时之后，她就要参加一场线上活动的启动仪式。回到家，她用一只手迅速给自己化了个妆，之后坐在电脑前，打开摄像头，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侃侃而谈。活动一结束，李一诺立刻瘫倒在床上昏睡过去。半夜醒来，她才去卫生间卸掉了脸上早已花掉的妆。

那一刻，你真该看看她的脸。

这就是一个在别人眼中如“开挂”般存在的传奇女性，她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断面临着艰难处境。李一诺感慨道：“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挺悲壮的。可即便生活一地鸡毛，我也要打起精神来。”

李一诺身上有不少耀眼的标签——她是学霸，从山东保送进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之后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读完博士；她是女强人，曾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又担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现在她投身教育，是一名创业者。同时，她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

硬着头皮上

回顾过往，李一诺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由一次次的“退堂鼓”、一次次的“不得不”，还有一次次的“我怎么这么差”串联起来的。

博士毕业后，她去麦肯锡面试。因为舍不得花200美元（约合1300元人民币）买一套正装，她辗转找到实验室里与自己身材相仿的韩国女同学，借她的衣服去参加面试。

入职后，李一诺发现周围的同事大都穿着名牌，嘴里讲着各种商务用语。而她穿着冲锋衣和牛仔裤，讲一句话都要在心中再三掂量，生怕发音不标准。同事们热烈讨论着棒球和橄榄球，而她对这些完全没概念，甚至连同事们讲的很多笑话，她都听不懂，只好勉强跟着笑。

虽是同龄人，但在生活上他们极度缺少共鸣。和李一诺年纪相仿的美国同事们，有的3岁就和父母去滑雪，有的儿时就游历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她的儿时记忆，却被济南冬天阳台上堆成山的大白菜、拿着粮票打来的酱油、蜂窝煤炉子和脚上的冻疮填满。

9岁的时候，李一诺就已经知道父母生活不幸福，知道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知道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她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无视家中的各种冲突。13岁时，父母选择了离婚。那一天，她躺在床上，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李一诺。

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李一诺觉得食堂5毛钱一个的鸡蛋太贵了，于是跑到家属区花3.5元买了11个鸡蛋，每天在宿舍用电热杯煮鸡蛋吃。但在宿舍用电热杯属于违纪行为，一次上课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忘拔电源，担心老旧宿舍楼着火，于是骑上自行车，飞奔回宿舍，好在最后无事发生。但这个骑车狂奔的场景，成为她大学4年中印象极深的片段之一。

入职麦肯锡后，李一诺买了人生中第一套职场套装，换上干练的发型，学着化妆，让自己尽快融入环境。她说：“很多事情其实我都不太懂，但又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不懂，只得硬着头皮上，一边学，一边做，一边装。”

人生好像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刚收到录用通知时，李一诺有7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她跑去向前辈寻求建议，前辈告诉她：“一诺，你放心吧，你永远不会觉得你准备好了。就像开车一样，即使你读再多的书，做再多的练习，直到你坐到驾驶座开起来，你才会开车。”

麦肯锡内部有一句评价自己人的话，说招来的都是“内心有不安全感但特别优秀的人”。李一诺说：“当时就觉得这总结实在太精妙了，这就是我啊。”

在她刚入职的一年里，不安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美国的企业文化里非常流行留语音信箱，每天工作后给领导汇报工作，以及给客户做工作进展报告都通过语音留言。经理行云流水般的语音留言，常令她自惭形秽。那时候，为了能留一条还算满意的语音留言，她经常要反复录上10来遍。

入职一年后的一次内部会上，李一诺向领导汇报数据模型进展。她准备得特别充分，面对领导的提问，虽然紧张，依然做到了对答如流。汇报完毕，她起身去洗手间，突然被因严苛而闻名的德国领导叫住，他从会议室探出头对她说：“一诺，我就是想告诉你，你的工作非常出色。”

那一刻，仿佛有束光打在她身上，给了她莫大的鼓励和力量。凭借这份力量带来的自信，李一诺从一个怯生生的新人，逐渐蜕变为游刃有余的职场精英。

给自己打100分不羞耻

在李一诺看来，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由外界认可带来自信，逐步过渡到内在的自我认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她说：“要从寻求认可转变到寻求支持，不是‘请问，我这样想，你看行不行’，而是‘我想去的地方是那里，我想做的事是这样的，你可不可以支持我’。”

她观察到很多女性在职场上非常喜欢道歉，开口说话或邮件开头，总是先道个歉，好像那样做才更有安全感，“我可能说得不对”“我这个观点可能片面”。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就会提醒对方，不需要道歉，有什么观点直接说出来就好。

道歉的背后，是女性惯性的自我批评。之前李一诺接受长江商学院的女性议题访谈，访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给自己的领导力打分，满分为100分，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她很干脆地回答：“打满分啊，我给自己打100分。”

李一诺说：“这样回答不是我自大，而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对。在问题的背后，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身为女性，我们是不是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了？”

入职麦肯锡4年多的节点上，李一诺第一次遭遇了职业瓶颈。因为看不惯上司处理问题的方式，她萌生了离职的想法。她找到一位领导聊及此事，对方尖锐地指出：“你现在是一种很典型的失败者心态，如果你走了，在别人眼里，你所不齿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唯一的路径就是站在更高处，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晋升不光为了个人名利，也意味着被更多人看到，还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更方便推进自己的想法。李一诺说：“要知道，影响力是做成一件事情极有力的资本。”

调整好心态后，李一诺准备竞争合伙人。而成为合伙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关系”——找人做自己的支持者。这本是她很不齿的行为。“有好好的时间不做业务，跑去做这些事情，姿态会不会太难看？”

李一诺花了很长时间接受这件事。她反思自己——潜意识里，我们一直被教导“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我的能力强、业务好，自然有人能看到我的能力，让我做合伙人。这就好像一位公主等待有人给她戴上皇冠。

而在现实生活里，靠闷头努力被人看到，很多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每个人都很忙，尤其是高层领导。言及此事，李一诺感慨道：“我们做了事情，一定要学会主动表达，有一说一，不卑不亢，这本是工作该尽的职责之一。”

在通往高层的路上，另一个需要克服的就是暴露野心带来的羞耻感。分析羞耻感的来源，李一诺觉得主要是“太在乎自己了”。因为大方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自信地亮出自己的进取心，本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不需要觉得羞耻，也不必害怕被评判。

有句话令她受益匪浅：“别人如何评价你，反映的是他的水平，而不是你的水平。”如果确定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那么这一过程中姿态是否好看，别人如何看待，其实并不重要。

妈妈是最难的工作

职场上升的节奏和女性生育的时钟是相冲突的，李一诺经常会被别人问到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每次她都会给出简单直接的回答：“平衡不了。”

她说：“不要对平衡有执念，不要幻想自己像优雅的天鹅，不论在什么风浪下都可以保持平衡，那都是装给别人看的，生活说到底就是做取舍。”她的原则就是一切从自我感受出发，允许展现脆弱和真实，低落时就大哭一场。她说：“这大概就是身为母亲最重要的平衡和自愈力了。”

于她而言，职场专业人士、妈妈和女性这三者没有多少交集。一个女性怎么可能在职场高效又干练，同时对孩子来讲无处不在呢？她怎么可能一方面很强大，另一方面又很温柔呢？

而这种苛刻的要求，却是大部分职场妈妈要面临的真实困境。

李一诺与家人（图由被访者提供）

我们大部分的人生都在被恐惧追着跑。那恐惧像一个巨大黑影跟在我们身后，我们不停地跑，想甩掉它，却发现永远甩不掉。

为什么甩不掉？

因为这个黑影是我们内心构建的幻想。出路只有一个，便是转身面对。一旦面对，就会发现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原本的黑影灰飞烟灭、瞬间消散，留下一片灿烂阳光。

孩子出生后，李一诺意识到，做妈妈就是要完全放弃自己的需求，不断回应另外一个生命的需求。随时待命的状态是非常辛苦的，常令她感到力不从心，她说：“趁早放弃完美主义，主动寻求帮助，对自己好一点、宽容一点、脸皮厚一点，需要帮助就立即张口。记得把自己放在生活的中心，并时刻提醒自己，这一切总会过去。”

有人曾问她：“你有沮丧的时候吗？”李一诺回答：“比比皆是啊！”她对舞蹈大师林怀民在《高处眼亮》中的一句话心有戚戚——“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和自己的无力感奋斗。”

因为工作性质，李一诺经常出差。一次出差前，孩子吃着饭突然撇着小嘴哭了起来：“妈妈，我不要你走，我要和你一起出差。”她一时没反应过来，略显生硬地回了一句：“没有你的票啊。”孩子说：“那我们去买。”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不对，于是抱住孩子说：“你是不是不想离开妈妈？”孩子点点头，伏在她怀里大哭。那一刻她特别心酸，只好抱着他一起哭，但哭够了，依然要挥挥手，狠心道别。

“所以，哪有什么能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超人？”她无奈地摇摇头。

有一年母亲节，李一诺看到一段文字，觉得十分贴切——“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妈妈、完美的房子、完美的孩子和完美的生活。有的只是真实，真实就是一个又一个妈妈，早晨醒来，看着喊她妈妈的孩子，爬起来，继续努力。”

（乐 正摘自《新周刊》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