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春光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在小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店面里，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寄信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塌了跟的红拖鞋，这在弄堂里，人们是见怪不怪的。小店店主，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背后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进商店、饭店、酒吧、公园，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静舒缓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飘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褥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如果你仔细地看，就能认出来这是今年流行的式样;头发如瀑的美女，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正在后门的水斗上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乓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胶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伪劣鞋子的奸商。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話，听他说说从前这里发生的事情。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被上海人重视以及喜爱着。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19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那种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的生活就出现了。
19世纪50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地造了800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1872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里的生活。
上海是一座大都市，大到像饭店里大厨用的毛巾一样，五味俱全。这座城市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处靠近工厂区，又延伸出大大小小的工人棚户区。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这样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好像里面包含着许多小国家，就如同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仔细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区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面相。所以，从小到大在上海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能说了解上海的某一处。
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再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9000多处弄堂，洋溢着较为相同的气息。
那是上海的市民阶层代代生存的地方。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却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却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娱乐，不过分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远离空中楼阁。他们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也一眼一眼地瞟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腌的咸肉，放了花椒，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油纸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年代，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的老人，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激进，也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乡下姑娘样子的钟点工匆匆进出后门，那是一天最忙的时候。外地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美食可吃，和上海当地女孩子比起来，好像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吃大闸蟹用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
（采 薇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上海：灯红酒绿下的沪上风情》一书，戴晓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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