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富养的女孩
饭局上，陆小曼喊徐志摩“摩”“摩摩”，徐志摩喊她“曼”或者“眉”。张幼仪想起徐志摩以前对自己说话总是短促而草率，她于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沉默。
多少年后，她对侄孙女张邦梅回忆道：“我没法回避自己的感觉。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自省。张幼仪缺乏魅力，也许确实因为她做人严肃，而她做人严肃，也正因为她是苦过来的人。
张幼仪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比林徽因大四岁，比陆小曼大三岁。这三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女孩，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处境。
林徽因与陆小曼，一个生于杭州，一个生于上海，成长背景颇为相似。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他积极投身立宪运动，做过司法总长。巴黎和会时期，他更是激愤地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是清末民初时的风云之士。陆小曼的父亲没那么耀眼，却也与林长民同为早稻田大学校友，他参加过同盟会，出任过国民党高官。相似的背景使他们视野开阔，不会囿于愚昧的重男轻女传统，所以林徽因与陆小曼皆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受到极好的教育，从小到大，皆入名校就读。
相形之下，张幼仪的幼年就惨淡得多。她祖上虽做过高官，到她父亲这代已今非昔比。她父亲据说只是个声誉很好的小镇医生，从张幼仪的叙述看，他的见识没超过他当时的身份。
张幼仪说，她母亲有八个儿子、四个女儿，但她母亲从来只告诉人家，她有八个孩子，因为只有儿子才算数，“女人就是不值钱”。这与林徽因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林徽因七岁那年，就承担家里与出门在外的父亲的通信任务。现存的她父亲给她最早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知悉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
陆小曼更是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既聪慧，又顽皮，一度到不可收拾，被父亲教训了一下，才收了心，好好读书。即便如此，也可见她父亲对她的重视。
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张幼仪的父亲也与他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张幼仪的二哥和四哥早早出国留学，她父亲依然觉得让女孩子接受哪怕最基本的教育都是奢侈之事。
只有当张家为男孩所请的私塾先生有空的时候，才过来给女孩子们讲点《孝经》《小学》之类。但张幼仪是要强的人，她千方百计为自己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十二三岁的时候，她在报纸上看到一所学校的招生启事，收费低廉到让她父亲不好意思拒绝，她又煞费苦心地邀请并不爱学习的大姐与她一同前往，才得以进入那个教学水准极低的学校。
所以张幼仪说，我是苦过来的人。她的这种苦，一方面是她作为女孩，在家里不受重视所致。另一方面，她在姐妹中排行第二——三毛说过，老二如同夹心饼干，最容易被父母忽略——张幼仪到老都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算命的说她大姐在25岁之前不宜结婚，她母亲就真的不让大姐结婚；算命的说她和徐志摩八字不合，她母亲却宁可改她的八字也要把这桩婚事促成。
当时，张幼仪虽然心里有数，却不能质疑。她一直都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只有自己能帮助自己。应该说，她的成长经历非常励志，对自己不抛弃、不放弃，像个社会新闻里的坚强少女。
但是坚强少女往往无法成为男人眼里有魅力的女人，因为她们一开始就明白有付出才有收获，对世界缺了一种很傻很天真的信赖。她们不相信自己能够轻易地被爱，也就不能明眸善睞谈笑自如。在不自信同时对外部世界也不能信任的情况下，她们通常选择严肃，选择收紧自己。如果有人懂得她这严肃的由来，也许会对她多一点怜惜与欣赏。但活泼的徐志摩不会，尽管张幼仪长得不差，且努力追求上进，他依然视她为一个无趣的土包子。
张幼仪不明就里，一直以为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她后来为徐志摩做得确实也非常多，这些使得徐志摩依赖她、信任她、尊敬她，但始终不能爱上她。
而他喜欢的林徽因、陆小曼，因被爱而可爱，因可爱而更加被爱。她们的父亲对她们的宠爱，使得她们后来在男性世界里也自信、明朗、活泼，那是她们自童年起就形成的一种气质，这种气质甚至会让接近她们的男子感到，不爱她们，简直是天理难容。
经常听人说，女孩要富养。这种富养不只是金钱上的给予，还是精神世界里的温软包裹。这不但让一个女孩在经济上独立，还能让她在精神上富足，让她踏实而不局促，笃定而不犹疑，富有弹性而不歇斯底里。这么说吧，女人的异性缘，一定跟她曾经得到多少爱成正比。父亲给予的爱，是一个好命的女孩一生里得到的第一桶金，是她将来在男性世界里的竞争力。
悲哀的是，生于20世纪后期的我们和生于20世纪初的张幼仪，有着相似的命运。这也许是张幼仪在广大中青年女性里人气更旺的原因，我们从她那张茫然无措的脸上，总能看到辛酸的自己。
好在，张幼仪最终凭她坚强的意志，打下她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我们也有机会，用自己的心力，为自己疗伤，这使得我们的路途更为艰难。这艰难，也是人生滋味的一种，使我们有惊无险地避开了一帆风顺的贫乏。
（檬 男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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