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汉奸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匣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些历史故事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的。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美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运输机和美国的M2坦克的。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元帅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中),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的环境),口口相传几乎是一种民间化的弥补,一种对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于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種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我身旁的一位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孝吗?”我听得一蒙,发现自己摊上一堆形势和国策,其实哪比得上他这一句话的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乐于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他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作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了。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一双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重新演绎。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成了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作为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名苏联女红军押送一个白军军官,两个人在路途中居然来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军官本能地向船舰狂跑求救,女红军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面,“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的胸口,缓缓地做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痉挛着。
“玛——莎!”他很男子气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一部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生如夏花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漫长的假期》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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