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哲学及其致命缺陷

编者按：索罗斯最著名的标签是金融大鳄、亿万富翁。但跟大多数亿万富翁不一样，索罗斯不是不理时政的富豪，而是一位致力于进步理想、具有煽动性的思想家——这使得他的失败尤其引人注目。《卫报》的一篇文章通过近几十年索罗斯进步主义和开放社会的实践分析了他的哲学和致命缺陷。其最致命的缺陷在于，要想让他的世界大同梦想成为现实，只有在任何人——不管是索罗斯、盖茨、DeVos、扎克伯格、巴菲特、马斯克或者贝索斯——都不能变得跟他一样富有的世界里才有可能。

五月底，就在自己被ABC（美国广播公司）以Twitter上发表对奥巴马顾问Valerie Jarrett种族歧视言论为由炒掉鱿鱼的同一天，Roseanne Barr指责切尔西·克林顿嫁给了索罗斯的侄子。“切尔西·索罗斯·克林顿，”Barr推特道。她知道，光是这个名字的组合就足以引起反应。在随后断断续续的互动中，切尔西赞扬了索罗斯成立的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对慈善事业做出的贡献，并以此作为对Roseanne的回应。但Barr却用最令人沮丧的方式予以回应，只是一味重复之前右翼媒体人物捕风捉影的指控：“对不起转发了不实的相关信息！请原谅我！顺便说一句，乔治·索罗斯是个纳粹分子，曾经将他的犹太同事告发进德国集中营让他们被谋杀并窃走了他们的财富——你意识到这一点吗？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吧切尔西？”

Barr的推特很快就被保守派人士转发，特朗普也是其中之一。这不应该令任何人感到奇怪。在极右派眼里，索罗斯跟克林顿一样可恶。一位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最近告诉华盛顿邮报，索罗斯的名字会引起“红肉人群的激动抗议。”他们把他看成是“在暗处行动的阴险小人。”索罗斯这付反犹太的漫画形象已经伴随了这位以慈善家几十年。不过最近这种漫画手法已经演变成某种更接近詹姆斯·邦德的恶棍形象。哪怕是在极右翼保守主义者眼里，Breitbart对索罗斯的描述也是不争的常识——该网站说，索罗斯是一位致力于让美国成为自由的不毛之地的“全球主义亿万富翁”。

尽管大家对索罗斯很着迷，但令人吃惊的是，大家对他是怎么想的却没什么兴趣。大多数亿万富翁阶层的成员讲话都是些陈腔滥调，不热衷于严肃的公民生活，但索罗斯跟他们不一样，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在他的书和许多文章中出现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位不接触实际的富豪，而是一位有煽动力，始终如一的思想家，致力于推动世界往世界主义的方向前进，在那里，种族主义、收入不平等、美国帝国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将会成为过去。他对市场以及美国力量在国内外背景下的局限极其敏锐。简而言之，他就是精英教育制造出来的最佳精英。

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索罗斯的失败如此的吸引人；这些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整个阶层的失败——同时是整个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的失败。从最早期在战后伦敦作为银行家开始，索罗斯就相信资本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对于他，以及他这类人的大多数人，还有民主党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自由的社会取决是自由（尽管有监管）市场。但是这种关系假设被推翻了。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的走势已经证明，在没有了感观上具有生存威胁的敌人之后，资本主义往往会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破坏了那种具备信任、同情以及同理心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索罗斯的“开放社会”之所依。

1990年代太平盛世时那些宣告历史终结的人预测的全球资本主义乌托邦并没有到来，相反，美国现在被一位痴呆的继承人所统治，此人废除了本该让世界和平繁荣团结的 “自由国际秩序”，让他的家族腰包变鼓。尽管索罗斯比大多数人更早意识到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的局限性，但他的地位让他无法倡导实现他想要的世界所需的彻底改革。结果表明，在让索罗斯得以积累财富的那套体系里，世界大同主义永远也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索罗斯平生的高光时刻已是众所周知。1930年，索罗斯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中产家庭，原名叫做György Schwartz，他的父亲为了避免他收到反犹太主义的歧视才改成现在的名字。直到二战爆发前，索罗斯都过着一个平静安详的童年，随后纳粹德国入侵匈牙利，他和家人被迫用基督徒的身份以假名生活。他们奇迹般地熬过了那场战争，摆脱了2/3 匈牙利犹太人遭遇的命运。1947年，索罗斯移民至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结识了奥地利出生的哲学家波卡尔·普尔，后者成为他最好的对话者，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6年，索罗斯搬到纽约去找金融工作。在华尔街的不同地方干了10年之后，他在1960年代末成立了量子基金，这个基金后来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随着他的基金积累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利润，索罗斯个人也树立起传奇交易员的形象。最著名的是1992年11月，他因赌对了英镑对德国马克汇率过高而赚了超过10亿美元并且“打垮了英格兰银行”。

今天，索罗斯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跟盖茨和扎克伯格一样，他也是美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慈善家之一。不过跟盖茨和扎克伯格不一样的是，索罗斯一直以来都把理论哲学作为他的灵感来源。索罗斯的思想和慈善事业都是围绕着“开放社会”这个想法组织的，这个术语是波普尔在经典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形成并流行起来的。按照波普尔的说法，开放社会保障和保护理性交易，而封闭社会则强迫服从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宗教性、政治性还是经济性的。

自1987年以来，索罗斯已经出版了14本书，并且在《纽约书评》、《纽约时报》等地方发表了若干文章。那些文字清楚地表明，就像1990年代崛起的许多中左翼人士一样，索罗斯最典型的理论原则是他的国际主义。对于索罗斯来说，当代人类生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不是由独立国而是由地球村定义的世界。按照他的观点，这样一个全球开放社会的建立，是确保人类克服气候变化与核扩散所带来的生存挑战的唯一办法。

盖茨的慈善事业主要聚焦在根除疟疾这样的改善项目上，索罗斯就不一样，他是真心想要变革美国谷内和国际的政治和社会。他的愿景能否熬过欧美掀起的反犹太主义、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排外右翼民主主义浪潮的冲击尚有待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索罗斯的余生都会用来确保它能。

索罗斯的慈善活动始于1979年，那是在他“反思过我的钱已经够了之后决定的”，并因此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此，他设立了开放社会基金，这迅速变成了跨国的基金会网络。虽然他在资助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黑人学生奖学金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索罗斯的主要关切是东欧。到1980年代末，他已经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以及前苏联设立了基金会办公室。就像他之前的波普尔一样，索罗斯视前东欧国家为终极的封闭社会典范。要是他能撬开这些地方的话，他将向全世界证明，金钱是可以和平地战胜压迫的（至少在部分地方）。

1984年，索罗斯在匈牙利设立了他的第一支海外基金会，在这一时期，他在那里的努力充当了他的活动典范。在那10年的时间里，他授予匈牙利知识分子奖学金让他们去美国；给图书馆和大学提供施乐机器；并且给剧院、图书馆、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实验学校捐款。他在1990年出版的《开放苏联》一书中说他认为自己的基金会通过提供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可选筹资渠道帮助“推翻了（匈牙利）教条的垄断。”据他的估计，这在演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索罗斯对教条这个词的使用指向了他思想里面的两个关键元素：他认为想法比经济更能塑造生活的强烈信念，以及对人类进步能力的信心。按照索罗斯的看法，具有封闭社会特色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令他们不可能适应世事变迁。相反，“随着实际情况改变，”封闭社会的人被迫遵守日益没有说服力的返祖的意识形态。索罗斯宣称，当这种教条最终变得跟现实太过脱节后，一场颠覆封闭社会的革命通常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开放社会具有活力，哪怕教条太过与现实脱节也能够修正路线。

1989到1991年间在目睹了苏联帝国垮台之后，索罗斯需要回答一个关键的战略问题：现在东欧的封闭社会被打开了，他的基金会又该何去何从？在苏联瓦解的前夕，索罗斯出版了《开放苏联》的更新版，书名叫做《Underwriting Democracy》，里面披露了他的新战略：建立永久性机构为东欧的开放社会实践做榜样。其中最重要的是1991年在布达佩斯成立的中欧大学（CEU）。在索罗斯的资助下，CEU意在充当新的、跨国性的欧洲人世界的源泉——以及新的跨国性的欧洲人精英的训练基地。

一位活动分子清除一张反索罗斯的海报。

索罗斯如何确保新开放的社会仍然自由？索罗斯来自于马歇尔计划的时代，也直接在战后伦敦体会过美国人的慷慨援助。对他来说，这个经历表明在缺乏外国援助的持续投资下，虚弱和疲惫的社会是无法恢复生机的。外国援助可缓和恶劣条件，提供恢复生机必要的最小物质基础。

出于这个原因，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时，索罗斯不断提出“只有西方援助的天外救星”才能永久性地扭转东欧的局面。他宣称“一辈子都生活在前东欧的人需要外部援助才能将他们的渴望变为现实。”索罗斯坚决要求美国和西欧必须给予东欧实质性的金钱援助，让他们能够进入欧洲共同市场，并且促进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与教育联系，“这样才能适合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索罗斯认为，这些一旦实现，西欧就必须欢迎东欧加入欧洲大家庭，从而防止这块大陆将来再度分裂。

索罗斯具有先见之明的恳求并未引起重视。从1990年代开始，他就把窃贼统治和超级民族主义在前东欧的出现归咎于西方在此关键时刻缺乏愿景和政治意愿。他在1995年哀悼：“民主因为缺乏价值观而受苦……并且在其生死攸关的私利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不愿承担任何痛苦。”对于索罗斯来说，西方在一项划时代的任务中已经失败了，而这已经显示出它的短视和软弱。

不过在此期间束缚西方的并不只有政治意愿的缺乏。在“休克疗法”时代，西方资本的确涌向了东欧，不过那些钱都投向了私营企业，而不是基层社区建设等，这使得过去那帮人得以重新攫取和维持权力。索罗斯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却没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逻辑正是强调利润高于一切，所以必定是要破坏他的民主项目的。他还是太过拘泥于自己已经征服的体系。

冷战结束后，索罗斯开始投身于妨碍全球性开放社会实现的国际问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货币崩溃引发经济衰退）之后，索罗斯通过写书来寻求他认为的困扰着开放社会的两大威胁：超全球化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两个在东欧垮台后均成为了新的霸主。

索罗斯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以及他作为国际金融最成功的交易员之一的个人经历，这些都说明了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会从3个不同方面破坏开放社会。首先，因为资本为了避税可以流到任何地方，西方国家被剥夺了向市民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财政。其次，因为国际债权人不受此类监管约束，所以往往会采取“不健康的贷款行为”从而威胁到金融稳定。最后，因为这些现状加剧了国内外的不平等，索罗斯害怕这会鼓励人们做出各种“绝望行为”，从而破坏全球体系的可行性。

索罗斯比自己的大部分中左翼同道中人看破问题症结都要早得多，他知道问题的核心出在1990和2000年代的金融化与“新经济”的去管制化。他比自己的任何自由主义同行都要更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极端形式可能导致美国促进会破坏其民主并威胁到国内外稳定的政策和做法。

按照索罗斯的观点，拯救资本主义自毁的唯一办法是建立“一套全球的政治决策体系”来严格管制国际金融。但早在1998年的时候，索罗斯就承认美国是全球体系的主要反对者；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拒绝加入国际法院；拒绝签署《渥太华禁雷公约》，并且单方面在其认为时间地点合适时发动经济制裁。尽管如此，索罗斯仍然希望，出于其自身最佳利益考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接受“推动开放社会的发展并强化全球化开放社会所需的国际法律和体系。”

但是对于如何消除美国精英对没有为其军事力量服务或者提供任何直接可见的经济好处的国际主义日益增加的敌意，索罗斯却没有具体计划。这是索罗斯思想的重大缺陷，尤其是考虑到他强调产生历史变化的想法的第一性。然而，他并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而只是宣称“改变首先必须从态度的改变开始，然后逐步转化为政策的改变。”索罗斯作为超级精英一员的地位，以及他坚信尽管时有停顿但历史已经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念，令他无法充分考虑到横亘在他的国际主义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布什政府的军事家对911袭击的响应迫使索罗斯将注意力从经济转移到政治上。在索罗斯看来，布什政府意识形态的一切都是对他的诅咒。正如索罗斯在2004年的《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美国霸权的幻想）》宣称那样，布什和他的集团接受“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粗糙形式”，假定“生活就是为了生存而抗争，我们必须主要靠使用武力来生存。”而在911之前，“这种错误意识形态的放任还受到民主正常职能的约束。”但随后布什“故意助长支配了这个国家的恐惧感”来让反对者沉默并且为事与愿违的单边军事主义赢得了支持。在索罗斯看来，那种“不跟美国一起就是与恐怖分子为伍”的论调可怕地令人回想起纳粹和苏联的说辞，而这些正是他希望早就被欧洲抛弃的东西。索罗斯担心，布什会领导这个国家进入已对外干预对内压制为特征的“永久性战争状态”。这位总统不仅威胁到世界和平，而且还会威胁到开放社会这个思想。

不管怎样，索罗斯对布什“极端的意识形态”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理念和价值观”不相符还是很有信心的，他预计约翰·克里能赢得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索罗斯希望，克里的胜利将刺激“对美国在全球所担负角色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重新思考”，从而让美国人拒绝单边主义，拥抱国际合作。

但克里并未获胜，这导致这位慈善家第一次对普通美国人的政治敏锐感提出质疑。在2004年的选举结束后，索罗斯遭遇了某种类似信仰危机的东西。在其2006年的《The Age of Fallibility（易犯错的时代）》一书中，索罗斯将不是的再次当选归咎于美国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社会，不愿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索罗斯生成，美国人宁愿“令人悲伤地被布什政府误导”而不愿面对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反恐战争的失败。因为他们受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对“成功”痴迷的影响，索罗斯称，美国人渴望接受政客提出的国家能赢得像反恐战争这样荒唐的主张。

布什的胜利让索罗斯相信，唯有在美国人开始承认“真相很重要”之后，开放社会才能在美国生存；否则的话他们会继续支持反恐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但是索罗斯如何改变美国人的想法仍不清楚。

2007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索罗斯把焦点重新放回到经济上。这次崩溃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他认为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可预见的后果。相反，这场危机让他相信世界即将见证他在2008年的《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金融市场新范式）》一书中宣告的，“建立在美国作为主导力量以及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基础上的长期相对稳定的终结。”

预料到美国人的衰落，索罗斯开始把对全球性开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尽管他之前曾经对欧盟成员在1990年代未能完全对东欧敞开怀抱大发雷霆。虽然他承认EU存在严重问题，但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各国同意为了欧洲人的共同利益自愿“对主权进行有限授权”。这因此为基于开放社会原则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地区性的模范。

不过索罗斯对EU的希望很快就被批淮欧盟稳定性的三场危机粉碎了：日益加剧的国家衰退，难民危机，以及普京的复仇主义对准则与国际法的突然袭击。尽管索罗斯认为西方国家理论上可以缓解这些危机，但他推断，作为后苏联时期失败的重复，他们不大可能会团结在一起这么做。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索罗斯对西方拒绝免除希腊债务，未能形成共同的难民政策，以及2014年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没有考虑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用物质和金融支援乌克兰的做法一直都感到非常失望。令他进一步感到不安的是，EU的许多国家，从英国到波兰，均目睹了本已被淹没进历史的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再度出现。2016年在英国投票脱欧之后，他开始相信“EU的瓦解实际上已经不可逆转。”EU并没有成为索罗斯所希望的典范。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议会对他发起的旨在打击非法移民的措施相关的一揽子法律修正案 ——“阻止索罗斯”法案进行投票。

索罗斯直接体会到过去10年种族化的威权主义威胁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还包括整个欧洲的民主。自2010年以来，这位慈善家就在不断地跟反移民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争吵。最近，索罗斯指责欧尔班“试图重新建立在一战和二战时期流行的那种假民主。”今年早些时候在成功的谋求连任的竞选活动中，欧尔班把竞选游说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用一种反犹太的手法对索罗斯妖魔化上面， 还宣称索罗斯正秘密谋划将数百万移民送到匈牙利。欧尔班还威胁要关闭中欧大学——他的政府嘲笑这所大学是“索罗斯大学”，上个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反移民法案——“阻止索罗斯”法案。

不过尽管欧尔班威胁了匈牙利的开放社会，但显而易见对整个开放社会造成威胁的却是特朗普。索罗斯将特朗普的胜利归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大萧条对美国社会产生的有害效应。在2016年12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索罗斯提出美国人选特朗普，“一个骗子以及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当总统，是因为“民选领导未能满足选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而这种失败导致了选民对流行版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不再抱有幻想。”

索罗斯提出，跟全球化制造的财富相对公平分布不一样的是，资本主义的“赢家”未能“补偿输家”，从而导致了国内不平等以及愤怒的加剧恶化。尽管索罗斯相信美国的“宪法体系……足够稳固，能抵挡行政部门的弄权，”但他担心特朗普会跟普京、欧尔班等人结成联盟，这会导致建设全球性开放社会变成近乎不可能。在匈牙利，美国以及全球其他吸引索罗斯注意力和投资的地方，显然他的项目已经停滞。

索罗斯的未来之路仍不清晰。一方面，索罗斯的某些最新行动表明他已经转向了左派方向，尤其是在刑事司法改革和难民援助方面。他最近设立了一支基金来辅助激进的费城地方检察官Larry Krasner竞选，还扶持3名类似致力于检察改革的加州地方检察官候选人。他还投入了5亿美元来缓解全球的难民危机。

另一方面，他的一些行为又表明索罗斯依然致力于帮助传统民主党解决那些定义了我们当代危机的问题。在2016年民主党初选期间，索罗斯是希拉里的公开支持者。最近，他又严厉指责民主党潜在总候选人的Kirsten Gillibrand（陆天娜），后者敦促Al Franken要为对电台主持Leeann Tweeden的性骚扰而辞职。如果索罗斯继续资助真正进步的项目，他将对开放社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但如果他决定捍卫陈腐的民主党的话，他就是给堕落的美国公共生活推波助澜。

索罗斯的整个职业生涯曾经做出过一些明智和令人兴奋的干预。不过从民主的角度来说，单个有钱人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力是灾难性的。索罗斯本人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联就算有也是很脆弱的。”对于像他这样的亿万富翁来说，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一信息。开放社会展望的是一个人人承认彼此的人性并且互相平等对待的世界。可是，如果大多数人都在争抢日益萎缩的蛋糕那最后一块的话，就很难想象我们如何才能建设出一个索罗斯——以及我们许多人都希望生活的世界。目前，索罗斯世界大同梦想依然是那样。问题是为什么，而答案很有可能是开放社会只有在一个任何人——不管是索罗斯、盖茨、DeVos、扎克伯格、巴菲特、马斯克或者贝索斯——都不能变得跟他一样富有的世界里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