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疏的光线，从病床上方仅有的一扇小窗透进来。床上躺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光头，极度苍白，因没有眉毛而显得眼眶格外深陷，眼睛周围呈暗紫红色。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对外界毫不关心。

　　坐在病床边身穿绿色隔离服的中年男人，虽然戴着厚厚的口罩，但他想要给男孩讲故事，讲一个大多数孩子都会喜欢的故事。可他刚刚念了个开头，男孩就发狂一般扭动起来，嘶吼着要他出去。

　　这是加拿大和古巴合拍的电影《翻译家》中的情景。看到这里时，我的心抽搐起来，为男孩，也为这个男人，为他们各自正在经受的痛苦和孤独，更为他们离得那么近却无法真正地沟通。

　　想要给男孩讲故事的男人是这部电影的主人公马林，他生活在1989年的古巴。苏联衰落给在哈瓦那大学教俄罗斯文学的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他和同事们被暂停原先的工作，按上级安排，前往一家专门接收和治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的医院做翻译。

　　起初几天，充斥着痛苦和恐惧的环境令他感到压抑和窒息。随处可见患癌症孩子的虚弱身影，他不得不将医生已无法治疗、只能注射吗啡减轻痛苦之类的诊断翻译给家长。这样的工作内容，令原本生活平静幸福的马林难以忍受。他不满、抗拒，试图改变或者逃离，但迫于现实压力又不得不继续。他向搭档的护士抱怨说，这个地方糟透了，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护士说她之所以选择来，是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施和最需要救护的病人。马林大吼说：“这是你的选择，而我没得选，这一切都不是我选的。”护士在片刻静默之后望着他，语气如铁一般的坚定：“来这里的孩子们也没得选……”

　　大多数时候，个人在所处的境遇中能做的选择非常有限，更不必说命运之无常。亚历克斯的爸爸对马林说，他是一名中学教师，曾经因被派去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城市）工作而感到自豪。他们把最好的科学家集中在那里，让他教他们的孩子。可是突然之間，一切都变了。这样的变化，对成年人来说尚且难以接受，更何况懵懂无知的孩子。可在苍茫天地之间，谁又不像个孩子？个体的孤独惶惑终生不能消解，所以才需要表达，才需要理解，才有了艺术的各个门类。

　　从那之后，马林对待这项工作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没错，这是一部拍摄手法、镜头语言、人物塑造、架构、节奏都中规中矩的片子。没有创新，也谈不上独特。但这是近半年让我最有代入感、触动点最多，也最喜欢的片子。因为马林和他帮助的切尔诺贝利的孩子，他们双方的经历和感受，与我目前的情况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

　　半年前开始的一场大病，彻底扰乱了我的生活。经历了治疗期间的种种不堪之后，我发觉心理疗愈比生理治疗更艰难，也更必要。可没有遭受这些的人不会真正了解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他们不懂你为何会是这样的状态，他们的安慰时常会显得敷衍，会令你感到更加孤独。听见马林讲故事而歇斯底里的男孩亚历克斯，就是深陷在巨大的灾难阴影和无止境的病痛折磨中，因为无法被真正看见和听见而愤怒、恐惧、绝望、封闭。又一次会面，马林没有讲故事，而是讲起自己，讲自己如何去苏联学俄语，如何怀念那段时光。临走时，他递给亚历克斯一张纸，说如果你不想说，可以写下来。

　　亚历克斯写下一首诗，读给马林听，是一首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爆发时，那巨大的绚丽光焰消失之后，残留在孩子体内的黑暗的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我们吸入了它”，最后一句是“如今我在黑暗中，等待不那么美丽的光亮到来”。纸的另一面是幅画，是从地表直冲上天的放射状彩虹。读完这首诗，始终面无表情、语气冷漠的亚历克斯哭了。痛快地哭过之后，他对马林说，如果你愿意，可以读你的故事了。他和马林之间真正的沟通从此开始。

　　这部影片名叫《翻译家》，可马林绝非专业翻译家，他大部分时间做的事，更像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和儿童心理治疗师：他给孩子们讲故事，发彩笔和纸让他们画画，从家里拿录音机和磁带去医院放音乐给他们听。亚历克斯问他，他知道这医院里还有其他的孩子吗？他深知亚历克斯渴望与同龄人交流，便让每个孩子写下或者画下关于自己的事，做了一本“书”送给亚历克斯，封面上稚嫩的笔迹写着“切尔诺贝利的孩子给亚历克斯”。翻看着这些从未见面的小伙伴的自我介绍，亚历克斯的脸上终于有了孩子应有的神情。他找到了和自己同一天生日的孩子，开心地笑了。

　　当医院的工作终于令马林体会到意义和价值的时候，医院外面的世界却发生着剧变。薪水和购物票的减少，超市中商品的匮乏，令马林和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困窘。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吃不到有足够营养的食品，石油紧缺开不了车，马林只能每天骑自行车去工作。马林夜间去医院工作，白天睡觉，家庭生活的节奏完全被打乱了。妻子第二次怀孕去做产检，他因为睡过头而未能陪同。做艺术策展的妻子忙着筹备画展，画展开幕当日，需要马林多在家照看儿子一段时间。可马林为赶去医院，竟将儿子独自留在家中，后来儿子夜间出门，险些走丢，幸亏被好心的邻居送回来。终于，对丈夫积怨已深的妻子在生气失望之下，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而马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放不下肺部感染需要抽积液的亚历克斯。几天前医院停电，他知道亚历克斯会害怕，没有来得及穿防护服便去安抚，因此他怀疑是自己的失误导致亚历克斯肺部感染。大雨之中，他奋力蹬着自行车，途中不慎摔伤。当他一瘸一拐地赶到医院时，看见搭档的护士在恸哭。马林坐在台阶上，悲痛和负罪感越来越强烈。护士过来安慰他，告诉他亚历克斯的感染会导致各种可能。马林浑身的力量和内心的热情，在那一瞬间都消失殆尽。

　　总要把治疗不见效、病情恶化、肿瘤增长之类的句子翻译给家长们听，总是眼睁睁看着曾经听过故事、画过画的孩子们死去，这注定是个做得越久越觉得无力的工作，却也是做得越久越无法放弃的工作。家人的不理解、现实生活的各种困窘都不能令马林停止，他反而一天比一天投入。

　　我想我能理解那时的马林。在云南贫困山区做公益的十余年经历，让我对他当时的心境感同身受。他并不是无私，只是因为与切尔诺贝利的孩子们有了情感上的连接。就像总有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总要一次又一次往云南红河州的大山深处跑，尤其是在我自己还没成家、也没有很多钱的情况之下。我知道这无法解释清楚，我通常只会说，因为跟山里的孩子们有了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是知道他们怎么生活，会因为什么开心，因为什么难过;是看过他们的眼神和笑容就感到满足，听见他们的声音就觉得欢喜;是在一起时即使不说话，也觉得温暖踏实。

　　我所做的公益同样是与无力感常伴。我常常为每到开学季因资助中断而辍学的孩子担心，为品学兼优的女孩突然嫁人而心痛，为需要帮助者太多而得到帮助者太少感到无奈。其实我明明知道，即使我使出全力也只能略尽绵薄，但我至少能陪伴在他们身边。

　　那个只能靠注射吗啡缓解痛苦的女孩走了，生前她年轻的母亲经常对因为疼痛而哭喊呻吟的她烦躁地责骂。她走的时候，母亲居然醉倒在旁不省人事。马林对这位母亲表示谴责，母亲则愤懑地大喊：“你凭什么这样说我，我一分钟都没有离开过，一直守在她的身边！”马林说：“但是你从未和她在一起。真正地在一起，是用心地看见和陪伴。”

　　影片末尾，马林怀孕的妻子来到医院，看着被病魔折磨的孩子们，看着墙上孩子们的画，看着那本孩子们送给亚历克斯的“书”，她终于理解了丈夫。

　　影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结束后，当观影者得知本片导演是马林的两个儿子，他们根据父亲的真实经历拍摄了这部影片时，全场掌声雷动。

　　其实马林并不是专业的翻译，更算不上翻译家。但翻译是为了沟通。世间最难沟通的，并不是语言障碍，而是距离很近、语言相通却互不理解。马林的看见和陪伴，让身处黑暗中的孩子表达出了心中的恐惧、痛楚、纯真，以及对生命、对光明的渴望，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翻译。

　　（朱权利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