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铸盾的“核司令”

作者：孙伟帅　熊杏林　邹维荣 摘自：读者

　　逝者

　　那个参与制造“东方巨响”的人，如今静悄悄地走了。

　　这一天，是2018年11月1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54年前，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程开甲和他的战友们挺立在茫茫戈壁上，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开始欢呼。

　　在程开甲之前，曾经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英雄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这是一些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名字：钱学森、朱光亚、任新民、陈芳允……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不朽的身影，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程开甲去世的消息刷屏，大家痛惜着送别这位中国“核司令”。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程开甲也曾含泪送别昔日的战友，那场景平淡朴实，可仔细品味却壮怀激烈。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林俊德是程开甲的老部下、老战友。2012年，北京的春花还未落尽，在解放军总医院，74岁的林俊德偶遇94岁的程开甲。

　　那时，林俊德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胆管癌晚期。即便如此，林俊德还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亲自到病房探望程开甲。相对无言，唯有心知。看着用尽全身力气站立在自己病床前的林俊德，程开甲的眼睛里满是激动。

　　这位昔日的老部下颤抖着伸出手，紧紧地抓着程开甲的手。这是两只布满了老年斑的、干瘦的手，也正是这两只手，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与许许多多只一样有力的手，制造出那一声“东方巨响”。

　　当林俊德永远离开的时候，程开甲悲痛不已，用颤抖的手写下挽联：“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对铁骨铮铮的程开甲来说，亦是如此。

　　2008年，所有人都沉浸在北京奥运会带来的喜悦之中。一位“两弹一星”元勋静悄悄地离开了，他就是张蕴钰。张蕴钰病危时，程开甲赶到他的病床前，执手相看泪眼。两位老人的沉默，包含着荡气回肠的力量。

　　程开甲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段“吃窝窝头来搞原子弹”的艰苦岁月里，张蕴钰给了自己多么大的支持。

　　张蕴钰走了。程开甲翻出当年那首张蕴钰送给自己的诗：“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

　　如今，在金黄秋叶落尽之时，程开甲也走了。也许，他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遥远的马兰，又与他的老战友们相聚。铸盾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经营纸张生意的徽商家庭。祖父程敬斋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能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在程开甲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就早早地为程家未来的长孙，取了“开甲”的名字，意为“登科及第”。

　　后来的成长轨迹证明，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

　　1941年，程开甲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有着“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之誉的玻恩教授的学生。

　　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由玻恩推荐，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沐浴着新中国旭日东升的阳光，程开甲谢绝了导师玻恩的挽留，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程开甲长谈了一次。知道他决心已定，导师便叮嘱他：“中国现在条件很艰苦，你要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他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箱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程开甲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为了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1960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突然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说完，校长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

　　看到满脸严肃的郭校长，程开甲什么也没问，很快就动身到北京，找到那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北京第九研究所。他这才知道，原来是要搞原子弹。

　　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1947年，程开甲（左3）与国际学术会议代表进行交流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所遇到的困难，现在是无法想象的。根据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那段时间，程开甲的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站在后面的邓稼先提醒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吃饭时，他突然想到一個问题，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着，思考着。

　　后来，程开甲第一个采取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1962年上半年，经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孜孜不倦的探索攻关，我国原子弹的研制闯过无数难关，终于露出了希望的曙光，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上了日程。

　　为了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钱三强提议，由程开甲负责核试验的有关技术问题。

　　这意味着，组织对他的工作又一次进行了调整。程开甲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前方的路会更艰难。但面对祖国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转入全新的领域：核试验技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程开甲开始组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承担起中国核武器试验技术总负责人的职责。

　　从1963年第一次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京工作，程开甲在戈壁滩工作、生活了20多年。20多年中，他成功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到之后的地面、空中、地下等多方式、多类型的核试验30多次。20多年中，他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述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多年后，程开甲院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仅是生活上、工作中的喝苦水、战风沙、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荣誉

　　科学家们为共和国的辉煌做出了巨大贡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1999年，程开甲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他获得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程开甲被授予“八一勋章”。

　　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这是给予一名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万人共同创造的结果，我们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程开甲院士列举着战友们所做的工作，如数家珍。

　　一件件往事、一项项成果、一个个攻关者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是那样清晰——从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主动请缨回国的吕敏;承担核爆炸自动控制仪器研制任务的研究室主任忻贤杰;从放化分析队伍中走出来的钱绍钧、杨裕生、陈达等院士;调离核试验基地年逾花甲又返回试验场执行任务的孙瑞蕃……当然，还有长期战斗在大漠深处的阳平里气象站的官兵，在核试验场上徒步巡逻几千里的警卫战士，在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化兵、通信兵——如果没有他们每一个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协同和支援，就没有我国核工业今天的成就和辉煌。

　　走进程开甲的家，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里的主人，与现代物理学大师玻恩的弟子、海森堡的论战对手、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以及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联系起来。

　　这里的陈设，简单、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离开戈壁滩后的程开甲，一直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过着与书为伴，简单、俭朴的生活。

　　程开甲一辈子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官员”：“我满脑子自始至终只容得下科研工作和试验任务，其他方面我很难搞明白。有人对我说‘你当过官’，我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我从来就认为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程开甲一生除了学术任职，还担任过不少职务，但他头脑里从没有“权力”二字，只有“权威”：“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

　　程开甲一辈子最怀念的战友是张蕴钰将军。程开甲称他为“我的老战友，我真正的好朋友”，“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核司令，更是我心中最伟大的核司令”。

　　作为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全面负责核武器试验;作为核武器试验基地和基地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程开甲全面负责核试验的技术工作。他们在戈壁共同奋斗了十几个春秋，共同完成我國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多种方式的核试验任务。

　　1996年，程开甲心中的这位“伟大的核司令”写了一首诗，赠给程开甲：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

　　轻者上天为青天，重者下沉为黄地。

　　中华精神孕盘古，开天辟地代有人。

　　技术突破逢艰事，忘餐废寝苦创新。

　　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