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8月18日，我的夫人告诉我，巴尔扎克先生快死了。我急忙赶去看他。

　　匆匆吃罢晚饭，我乘出租马车赶到巴尔扎克先生住的博戎区福蒂内林阴大街14号。我按了门铃，没有人来开门。我又按了一次铃，门打开了，一个女仆手持蜡烛出现在我面前。

　　“先生有何贵干？”女仆问。她在哭泣。

　　我通报姓名后，被领进一楼的客厅。客厅壁炉对面的一个托架上，放着大卫雕刻的巴尔扎克硕大的半身像。客厅中央，一张华贵的椭圆形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摆着6个精美的金色小雕像。

　　另一个女仆哭着走过来对我说：“巴尔扎克先生快死了，医生们从昨天起已撒手不管他了。今天早上6点，先生不能说话了。夫人派人找来了神父。神父给先生做了临终涂油礼。从11点起，他不断地喘着粗气，再也看不见东西。他过不了今夜。如果您愿意，先生，我去找德·舒维尔先生，他还没有睡。”

　　女仆离开了我。我等了一会儿。蜡烛刚刚照亮客厅富丽的陈设和挂在墙上的波布斯以及霍勒拜因的几幅杰作。大理石胸像好似不久于人世的那个人的幽灵，朦朦胧胧伫立在昏暗中。一种尸体气味充满屋子。

　　德·舒维尔先生走进客厅，给我证实了女仆告诉我的一切。我要求见见德·巴尔扎克先生。

　　我們穿过一条走廊，登上铺着红地毯和摆满艺术品——瓷瓶、雕像、油画，搁着珐琅制品的餐具橱的楼梯。在穿过另一条走廊后，我看到一扇打开的门，听见一个人喘着粗气，给人以不祥的感觉。

　　我走进了巴尔扎克的卧房。

　　巴尔扎克先生躺在床上，头靠着一大堆枕头，枕头上还加上了从房间的长沙发上取下的红锦缎坐垫。他的脸呈紫色，近乎黑色，向右边耷拉，没有刮胡子，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眼睛睁开，眼神呆滞。我从侧面看着他，觉得他很像皇帝（指拿破仑，编者注）。

　　一个老妇人和一名男仆分别站在床的两侧，面带恐惧，屏声静息地听着临终之人喘着粗气。

　　床头柜上的蜡烛把壁炉旁挂的一幅画照得通亮。画上的年轻人红润的脸庞上泛着微笑。

　　床上散发出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气味。我撩起被子，握住巴尔扎克的手。他的手上全是汗，我紧紧地握着，他却毫无反应。

　　一个月以前，我曾来到这个房间里看他。当时他很高兴，充满希望。他笑指着身上浮肿的地方，相信自己的病会痊愈。

　　我们谈了很多，还争论了政治问题。他是正统派，责怪我“蛊惑人心”。他对我说：“你怎么能那么泰然自若地放弃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头衔呢？除了国王的称号之外，那可是最尊贵的头衔了！”

　　他还对我说：“我买下了博戎先生的房子。房子不带花园，但有一个廊台。廊台楼梯上的门对着小教堂，我用钥匙开了门就可以去望弥撒。花园对我无所谓，我更看重这个廊台。”

　　那天我离开他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廊台的楼梯上。他走路很吃力，指给我看那扇门，还大声对他夫人说：“别忘了让雨果好好看看我藏的那些画。”

　　老妇人对我说：“他活不到天亮了。”

　　我走下楼梯，满脑子都是他那张没有血色的面孔。穿过客厅时，我又看见了那尊静止不动、表情沉着高傲、隐隐约约焕发着容光的半身雕像，想到了对比鲜明的死亡和不朽。

　　他在夜里去世了，终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