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帆

路桂军躺在自己的棺材里。棺材板很硬，硌得慌。

他的葬礼是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举行的，这一天是2021年3月27日。参加者有他的妻子、儿女，还有几十位他的好友、同事、学生。

他躺在棺材里，看不见他们，只能依稀听到那些熟悉的声音。

这是路桂军为自己办的一场生前葬礼。

路桂军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疼痛科主任，安宁疗护团队的负责人。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广生死教育。

进入疼痛治疗这个领域之后，路桂军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痛苦。路桂军是个情感非常细腻丰富的人。他小时候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奶奶是个充满悲悯之情的智慧老人。路桂军也很容易被病人的情绪感染。他开始思考，疼痛和痛苦，原来是分不开的。一个好的医生，不仅要关心病人身体的疼痛，也要理解他内心的痛苦。最终，他走进了临终关怀、安宁疗护这个新的领域。路桂军说：“我觉得我是被我的病人拽到这儿来的。”

路桂军想给自己办一场生前葬礼，他已经筹备了两年多。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路桂军心里还有很多顾虑。第一层顾虑是，别人会不会说这是在作秀？路桂军刻意保持低调，除家人外，邀请来参加这场生前葬礼的，都是自己的同行——一些是研究医学伦理的专家，还有一些是做安宁疗护的医生。这些同行都很了解路桂军。第二层顾虑是，他想让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也参加，但亲人们会怎么想？他跟儿子说：“爸爸要为自己办一场葬礼。”儿子说：“老爸，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让亲人们在自己的葬礼上，体会那种心碎欲裂的感觉，是不是在消费他们的痛苦？第三层顾虑，其实是自己。距离生前葬礼的时间越近，路桂军越是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那为什么要办这场生前葬礼呢？

路桂军说，他这么多年讲死亡教育，跟患者讨论生死问题，总会有患者说：“路大夫，你又没死过，你对死这件事没有体验，凭什么教育我们？”路桂军过去一直说：“虽然我无法体验你的痛苦，但我见过的生离死别太多了，我能总结出这里面的共性。”但这样的说辞还是太理性，无法说服患者。后来，路桂军就有了办一场生前葬礼的想法。亲身体验过一次自己的葬礼，路桂军就可以跟患者说：“我也有死亡体验的，至少，我是一个不忌讳死亡话题的大夫。你可以敞开心扉，告诉我你的心事。”

人到了快死的时候，最关心什么问题？

大部分人在临终的时候，其实已经接受了死亡将要来临的现实。但是，人们会担心死亡的过程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很漫长？会不会很难受？会不会上不来气，就像溺水身亡那样？人们希望有尊严地死，所以都担心会不会大小便失禁？会不会被别人嫌弃？遗体会不会像废品一样被拖走处理？人们不希望孤独地死去，在弥留之际，人们会非常在意最亲最爱的人会不会守在我身边？他们会不会想念我？在葬礼上，前来告别的亲友会怎么谈起我的一生？人们在临终之时还会有一些独特的遗愿，他们有特别想见的人，特别想去的地方，特别想吃的东西，特别挂念的事情。

离死亡越近，人们的人生特质反而表现得越突出。

路桂军还记得一个逝者，他生前是一位教授，也做过校办企业的老板。有一天，路桂军跟他说：“老张，这段时间你的病情变化有些快，你希望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更积极一些，还是更稳妥一些呢？”老张说：“我想像个将军一样，浴血沙场，虽败犹荣，即便马革裹尸，也不后悔。”路桂军有些不理解，他之前不是只求不痛苦、有尊严吗？后来，老张的家人告诉路桂军：“我们家老张是不服输的人。他一辈子都是梗着脖子做人，从来没有低头妥协过。离死神越近，他的斗志反而越被激发出来，哪怕再痛苦，他都愿意接受。”

时时可死，步步求生。

在生者看来，成长是个线性的过程，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由死望生，你才会发现，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是在他死亡之前那短暂的时刻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死观”，只有人生观，你做的所有事情，并没有考虑到为死的这一刻做准备，那到了生死关头，你很可能“三观尽毁”。想清楚死亡这件事，才能真正确立人生的终局意识。

在葬礼开始之前，路桂军请八宝山的入殓师按照处理遗体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身体。入殓师按照程序帮他净身，给他松动关节、修剪指甲、做面部覆膜。路桂军突然感到特别后悔。他从来没有去做过按摩、SPA（水疗），也没有体验过洗脚、捏脚。那一刻，他太后悔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SPA，居然是入殓师帮我做的。很多人都会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后悔，后悔没有对自己好一点儿，对亲人好一点儿。

路桂军还有一个体验，他希望入殓师能一边帮他净身，一边跟他说话。科学研究提供的各种证据表明，人死了之后，听力是最晚丧失的知觉。后来，路桂军问了几个入殓师：“你们在做遗体处理的时候，会跟遗体说话吗？”有个小姑娘说：“路老师，我会的。”这个姑娘告诉路桂军，在给他做之前，她给一个86岁的老太太做过净身。给老奶奶洗手的时候，她就说：“奶奶，我把你的戒指摘下来，给你洗一洗。你不用担心，水不会把戒指冲走。戒指洗干净了，我再给你戴上，还戴在你左手的无名指上。”

路桂军希望自己的生前葬礼与众不同。他做了精心的策划。他请浙江大学的朋友写了祭文。葬礼上播放的是他最喜欢的歌《往事只能回味》。房间里摆满了朋友送来的鲜花，每一束鲜花都有自己的花语。路桂军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仍然有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路桂军生前葬礼的主持人是骨灰盒设计师张烛远。他在致辞时说：“记得有一次和路老师在一块儿喝茶，我问他，路老师，你这一生获奖无数，哪个奖项你觉得最有价值？路老师说，是我的一双儿女。”

躺在棺材里的路桂军，根本没想到张烛远会说到这件事。那一刻，他泪流满面。接下来，是各位好友致辞。路桂军原本很期待这些好友致辞，想听听朋友们眼中的自己。但这时候，他什么也听不进去，只觉得这些人发言时间太长。他只想尽快听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发言。

女儿说：“我的父亲工作很忙，离我一直很远，但他就是我人生的一堵墙。他支持我很多无厘头的兴趣。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不能失去他。”

儿子发言了，他说：“首先特别感谢各位叔叔阿姨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父亲是一个爱折腾的人，我奶奶经常这样说他。其实他这个活动我不想来，但是没办法，他是我父亲，我必须配合。我压力特别大，甚至有强烈的窒息感。必须给我父亲打分的话，如果10分为满分，我打9分，还有1分，就是要他永远陪着我。”

女儿和儿子讲完之后，主持人临时增加了一个亲人告别环节。儿子不肯参加。路桂军的妻子和女儿来到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脸。亲人的泪水掉在路桂军的脸上，和他自己的泪水汇成一条泪河。路桂军再也忍受不了，直接就坐了起来：“这个环节叫停，不要再进行下去了！”

葬礼结束之后，回到家里，路桂军和家人都不再谈论这件事情。他自己用了三五天的时间才慢慢平复。“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幸亏没把我爹妈叫过来。要是我爹妈来了，只要我妈叫一声‘我的儿啊’，我就完全崩溃了。”路桂军说。

有人曾问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如果你去一个考古现场，你认为什么东西才是文明的标志？是鱼钩、陶罐，还是用石头做的工具呢？”米德说：“都不是，是被治愈的大腿骨。如果人的大腿骨断了，又愈合了，那就说明有人花时间跟受伤的人在一起，帮他处理伤口，照顾他，让他慢慢痊愈。”

美好社会的标志不仅是物质富裕，甚至也不全是精神充实，还有对病人和老人的关怀，对逝者的追思。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年老时，想起去世的父亲。他写了一本怀念父亲的书，叫《弃猫》。村上春树写道：“我们不过是无数滴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中寂寂无闻的一滴，固然是真实存在的，却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一滴。但在这滴雨水中，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一滴雨珠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将这历史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即使它会被轻易吞没，失去个体的轮廓，被某一个整体替代，从而逐渐消失。不，应该说，正因为它会被某一个整体取代从而逐渐消失，我们才更应该铭记。”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能让死者安息的永远是亲情。

（雪月交摘自得到图书·新星出版社《变量：大国的腾挪》一书，本刊节选，王 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