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

作者：〔美〕海明威　宗白译 摘自：微信公众号“经典短篇阅读小组”

　　秋天，战争依旧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深秋的米兰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城市转眼间华灯初上，人们如果沿街看看橱窗，会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它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被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我们在薄暮时分穿过市区。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两条沿着运河，可是路途太远，所以人们总是走可以横跨运河的那条。河上有三座桥，都可以走，随你挑选。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会周身暖和，炒好的栗子放进口袋里，好一会儿都是热乎乎的。医院很古老，环境也很幽美。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穿过去，对面又有一扇门，从中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通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建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为我们治病的理疗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对方得的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坐的理疗椅旁问：“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不错。我喜欢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而且肯定比以前踢得好。”

　　我的膝关节有问题，从膝盖到踝关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据说，理疗椅能使膝关节弯曲得像骑三轮自行车时那样灵活。可是眼下，它还不怎么能弯，理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不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锦标选手那样。”

　　我旁边的理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他做检查时，少校一边对我眨眨眼，一边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來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在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还有一个立志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会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隔壁的柯华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捷径，经过一些激进者的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常有人喊叫：“打倒军官！”还有一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他的鼻子毁了，有待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径直上前线，第一次上火线，一小时后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去过南美洲，曾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还在打，一直在打，不过，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戴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因为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的上尉，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他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我们之间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华咖啡馆去时，或在黑夜中并肩而行，看到酒店里灯光闪烁、听到歌声不绝之际，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才能在大街上前行的时候，便感到我们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心意相通，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华咖啡馆，那儿富丽、温暖，灯光也不太炫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弥漫。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华咖啡馆的姑娘很有爱国心。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我想，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起初，因为我佩戴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友爱”“克己”等。但是，透过这些词语，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之所以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不错，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他们不再把我当成知心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诚然，我负了伤，可大伙儿都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的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过受之有愧。有时，在黄昏时分，喝得醉醺醺以后，我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做的一切。可是，在秋风飒飒的夜晚，路边的店门都关上了，我在空荡荡的街上踽踽独行，尽量挨着街灯走，这时便感到自己绝不可能冒过那种险——我是多么怕死啊！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一想到死我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然而，其他佩戴勋章的三个伙伴却像三只勇猛的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但我不是。对这一点，他们三个很清楚，于是跟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不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鹰的。这样一来，别人也绝不会把他看作知己。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理疗椅上，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语法。不过，他夸奖我口语流利。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喂，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的语法概念模糊时，就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并不相信理疗椅，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不信这玩意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都是在糊弄人。”那时，这种医疗器械刚问世，我们正好被当作试验品。“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他说，“纸上谈兵，跟任何理论一样。”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苦心地来教我。少校虽然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理疗椅上，眼睛直盯着墙壁，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

　　“要是战争结束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绝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去呢？”

　　“肯定会失去！”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使劲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地拍了几下。“肯定会失去！”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接着，他去另一间诊室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个理疗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真对不起，”他一边说着，一边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向窗外。接着，他哭了。“我实在忘不掉悲痛。”他邊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他挺起腰杆儿，以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理疗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她过世后的三天内，少校没上医院。之后，当他照常来就诊时，军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那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满了镶着大镜框的照片，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在少校坐的理疗椅的对面墙壁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与他的情况类似的病例，但已经过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是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这些医疗器械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经典短篇阅读小组”，李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