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的钱是怎么花的

作者：李一诺 摘自：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的演讲

　　先来看一个数字，1200万。这是2000年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字。我做一个类比，世界上目前客运量最大的客机是空客A380，能坐550个人，如果今天有一条新闻说有架满载着儿童的A380失事，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会是惊天大新闻。那这1200万，就意味着世界上每一天有60起这样的事故。而且更让人心痛的是，其实这1200万里面，有2/3的死亡是可预防的，就是他们不是得了绝症或者活不下去了。这个预防靠什么呢？靠疫苗。

　　在2000年，全世界有3000万儿童打不上疫苗。从需方来说，这3000万个孩子分布在世界上最贫穷的80个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他们的疫苗体系非常落后。而且疫苗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冷链，必须储存在2到8摄氏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比爾·盖茨

　　我采访过一个一线工作人员，他当时指着一座山说：“你看，我翻过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3个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懒，不想翻这座山了，把疫苗往旁边河沟里一倒，没有人会知道，这无非是一个良心问题。”所以，虽然很多孩子有需求，但很难把疫苗送到他们身边。再看供方。如果你是疫苗企业的总经理，你要把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去，它们贫穷、落后、市场分散，没有经销体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宁愿不挣这个钱。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卖，有人能买，这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钱从哪里来？

　　谁愿意花钱买这些疫苗去送给这些国家呢？这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面临的巨大困境。这个数字也是比尔·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所以他当时做了第一笔捐赠，成立了一个组织，叫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其实在2000年之前，全世界范围里与疫苗相关的捐赠也有，大概是几百万美元，所以当GAVI成立的时候，很多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员特别兴奋，“你们看，世界首富要捐钱了，能捐多少呢？”有人说能捐5000万。结果当时第一笔捐赠是7.5亿美元。当时公共卫生界“喜大普奔”。现在回头看，当年那笔捐赠确实改变了全球的健康状况。盖茨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首先他去跟供方谈，他说我知道把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你们不乐意，所以你们就卖给我一家，但我有个要求，价格要低，但是高于你们的成本价。这对于企业来讲是可以的，所以他们欣然答应。GAVI有特别强大的议价能力，比方说，五联苗在私营市场上大概是100美元的价格，GAVI能够拿到它的采购价，不到1美元。然后GAVI又去找需方，说你们这80个国家得组织起来放在一起考量。通过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沟通，把它们分为3类：如果你最穷，那我就一分钱不要，免费给你疫苗;一般穷的，就用半价来买疫苗;经济水平排在前列的国家，就用采购价全价来买疫苗。

　　在2000年之后，中国西部的14个省份得益于GAVI的捐赠。我们是用采购价买的乙肝疫苗。后来因为我们的乙肝防疫做得很好，我们的国力也增强了，我们就从第三梯队“毕业”了。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又给GAVI捐赠了一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刚才提到的冷链问题，它很麻烦。要是在城市里，有冰箱、有电，很容易解决，但是在农村怎么办？特别是在非洲沙漠里怎么办？所以盖茨又做了一项捐赠，他在西雅图成立了GlobalGood公司，这个公司召集了一批科学家，去研究这些巨大的挑战。结果科学家们还真有了一个方案，但是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中国科学家郭自红就跑到青岛，找到制冷企业澳柯玛，问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做了一年，终于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了，它能做到在没有电、没有任何能源的情况下，单靠物理的隔热，只要放上冰，就能让它的内胆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下，并且长达35天。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标志疫苗运输中的制冷设备

　　还有前面我讲的大鸿沟，你们说盖茨会出钱，的确，出了7.5亿美元。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80个国家啊，个人再有钱，对这样大的需求来讲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他到各个场合去要钱。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世界首富去要钱？其实原因很简单，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从2000年成立到2018年，由于GAVI这个组织的存在，全世界有6.4亿孩子用上了疫苗，根据测算，其中有900万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盖茨怎么花钱，总结一下，有3个方式。第一个就是类似刚才讲的那个制冷设备。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不存在，那我就得花钱做研发，雇科学家来做这个东西。这大概占基金会每年1/3的投入。

　　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疫苗。这个产品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可即，我们就要想办法用一个平台去建立联系，让有需要的人能用上这个产品。这大概占到我们1/2的投入。

　　最后一个方向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盖茨要钱的举动，我们叫作“政策倡导”。因为不管你多厉害，你最终只是提供了一个示范，建立了一种可能的机制。而要想全面地、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大钱还是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那里。而且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公共政策的改变。所以这就是比尔·盖茨花钱的方式，我们把它叫作催化式慈善。

　　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只有45岁——在2000年，他还不是个老人，我想知道45岁做这么大的决定是为什么。当时盖茨举了疟疾的例子。每年有大概30亿人受到疟疾袭扰，2亿人得病，有50万人死亡，其中70%是孩子。在疟疾这个领域，你知道全世界唯一对它做研发投入的是谁吗？美国军方。为什么？因为越战。后来越战结束，这个研发项目就没了，一日之内清零。后来我们开始投入5亿美元做相关研发。大家觉得钱可能挺多的，但是我们做一项对比，男性谢顶每年的研发投入是多少？20亿美元。所以想一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

　　有一个记者曾问：“盖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样被记住？”他回答：“我希望我的孙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除此之外，没了。”记者追问：“为什么？”

　　他说：“我现在致力去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消除这些东西，什么疟疾、河盲病、象腿病等等，它们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以后在跟孩子们提到疟疾的时候，他们会问，什么是疟疾？那样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没有必要被记住。”

　　盖茨有一句话：“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差得很远，但是我想在这句话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文章摘自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的演讲，本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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